#上课#【浅析古汉语“一音字”的演变过程】

​众所周知，古时是没拼音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成系统的给文字注解读音，但《说文》运用的也是“读若此字”的方法，这种方法有“读若法”和“直注法”两种，顾名思义，后者是指对可以100%肯定的字读音给出另一个一模一样读音的字，如说“A”通“B”这样；后者则是从象形文字的“形声形义”的创造理念出发，把同部首偏旁的一些字，如“龢”与“和”，及“吏”和“史”（吏是从“一”部首）归类同类型近似音的读法。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近古以前的古汉语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字一音”的，就是说由于没有拼音字母的原因，所以那时候的人们读字时由于受制于注音的音符不是字母，而是同为汉语的文字，所以他们说话发音时必须要把注音的文字都读出来，比如上面的“吏”字《说文》解释为“史亦声”，就是指“吏”字那时候读出来可能是“shiyi”，而不是今天的“li”。

这种方法就发展出了后面隋朝从南朝汉人政权齐梁陈的音韵学者的著作中整理汇编出的《切韵》，所谓“切”就是指将两个文字放一起，取其中一个字（A）的声母，取另一个字（B）的韵母和声调来给另外一个字（C）注以“切音”。

举例：“冬”字，用“都宗切”，这就是取d（u）为冬的声母，（Z）ong为冬的韵母，因此“冬”的读音是Dong。其他例子：

1、当：都郎切——d（u） （l）ang=lang；

2、东：德红切——d（e） （h）ong=dong；

3、公：古红切——G（u） （h）ong=hong；

以上的“切音”，重复读多几次，读快点就变成拼音的效果——这就是古汉语的“拼音”。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听专家复原的构拟古汉语时，会发现往往某个字听起来和我们的语言（方言）似乎一样，但是又好像有点不同，究竟哪里有差异？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切”音读法里，它包含着不止一个字的读音在里面。

再加上，随着汉语的发展，为了使韵律更丰富，古人还按照人的发声器官喉咙、鼻腔、舌头、牙齿等发声原理而创造了各种的发声技巧，并运用到读音当中，则读音又显得更加变复杂了。

那么，是不是在近古以前，汉语就一直都没有“一音”字？

答：恰恰相反，其实汉语一直在朝“一音”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一直在简化。

​早在东汉时，由于佛教梵音的传入，来自西域的和尚在把佛经翻译成汉文时，可能利用了罗马字母使大量的汉字从多声发音合为了“一音”，如“不可”为变成了“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同样的道理，在《说文解字》中有一种“省声”读法，即当许慎遇到一些部首不清楚，或比较难分辨的字时，他发明了“省声”，如：

郊，“从邑交声”（“阝”为邑简写）——就是说它的部首是“阝”，但它的声旁却是“交”；超，“从走召声”——就是说它的部首虽然是“走”，但声旁却是“召”。因此，他们的读音都以声旁为准。

显然，这里的郊与超都变成了“一音”字。

当然，汉代时“交”与“召”是否又是一音则无人可知，但是鉴于对“直注法”的理解，以及从字面意思“省声”去判断，完全可以肯定是朝着简化读音的方向去的。

那么，基于《说文解字》出自汉代，以及《论语》中大家所熟悉的孔子那句：“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例证，我们可以结合来推测得出：周朝时的“雅言”至少是很难学的，孔子在教授徒弟时必须要先教会徒弟学会这种“雅言”，要不然就没法学《诗》《书》。

​孔子的后世地位使这种雅言流传下去变成了“读书音”——还是那句，要学习孔孟儒学的就必须学这种语言。

那么，这个“雅言”究竟又是指哪里的语言？无法肯定，但大家都知道孔子是《周礼》的坚定捍卫者，所以也几可肯定“雅言”就是周王朝春秋时期的统治中心——陕西关中一带。

而大家也听闻过，周人自称“有夏氏”，“雅”与“夏”在夏商周时相通是有准确记载的，如《左传》里的“公子雅”，在《韩非子》作“公子夏”；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里的《大雅》《小雅》亦作“大夏”、“小夏”；《墨子》引“大雅”也作“大夏”。尤其是《荀子·荣辱篇》里还明确指出：“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还有同为荀子的《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

这里的“雅”100%是指当时有“天下之中”之美誉且是天下共主周王朝的都城的洛阳（东周迁洛），那么就可以由此得出“雅言”就是指洛阳话或周人从关中带过去的关中话——两者必居其一。而且也很有可能是周人从夏人中学习到的语言，因为上文已说了：“雅”同“夏”（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是来自殷人的语言，不过由于周强调雅言是夏言，则夏的可能性会更大）。

说到这里，我想有在看我的系列文章的朋友们就会清楚：为什么笔者要一直强调周是华夏文明的传承者呢？因为即使夏朝现在还没有被100%肯定存在，但你不可否认周人如此执着地坚称自己是夏朝的继承者，则可以想象，上古时期，一定是有一个文化朝代或大国是周人所崇拜所向往的。

当然，周朝时的“雅言”还是不是和夏朝时的一样，也已无法再推测了，不过可以肯定一定是有改变的。从“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专家们分别用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的N个时段所录制的《诗经》朗诵来看，“雅言”确实是不断改变的。

也所以，以上的历史联系都告诉了我们，如同“汉族”这个族群一样，“汉字”并不能简单地与甲骨文划上等号，因为很少人知道，汉字的发展是经历了几个时段的：

1、骨刻文——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

2、甲骨文——3600年前的殷墟；

3、周代的金文，即铭文；

4、秦帝国的“籀”（Zhou，四声）文，即大篆；

5、秦扫六合，李斯统揽著小篆，即秦篆以“书同文”；

6、汉代后续用秦篆，但后来由于秦篆书写十分不方便，于是就有了隶书——这个隶书是出自秦代时的程邈，因为他曾被秦始皇收监，但他却在狱中发明了隶书，始皇看了后觉得很不错，于是赦免了他的罪。到汉代时，隶书因为书写容易，所以逐渐代替了秦篆，到东汉时达到顶峰期。

​汉字的形成，就是从这里开始，因为往后的朝代，无论如何书写，但文字的笔画与形态已不能脱离汉代隶书——汉字就此诞生并定型了。

​话说读者会不会觉得我离题得离谱？

不是在说古汉语的读音变化的吗？

怎么突然说起汉字的书写变化来了？

其实，汉字的书写方式的变化与汉字的读音变化是息息相关的，细心的读者从上面图片中可以看出：隶书对秦篆的简化，必然会带来《说文解字》对文字注音的简化改变，上述的“省声”方法已经很明显能看出这种倾向。

而随着汉译佛经带来的汉字读音改变，相信汉字从“多声发音”往“一音字”是必然趋势。正如下面这个视频，权威学者郑张尚芳构拟的“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中的演变一样，虽然郑张老师的构拟争议颇大，但上古汉语时期的发音是比中古与近古汉语发音要复杂得多是可以肯定的。

看完上面这个视频，相信屏幕前的读者一定会十分疑惑，对于“上古汉语”那一段朗读，简直就是不能置信对么？因为听起来和我们的汉语完全没有关系，而且还很像外国的语言，有人觉得像俄语，又有人觉得像蒙古语，还有人觉得像中东的阿拉伯语。

现在不是很盛行说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西来说”吗？说夏朝就是古埃及，我们的夏商周三代其实是被古埃及人或来自西亚的人所统治的？（提醒一下：殷墟与周墟中的遗迹中提取到的DNA已经证实，其基因所带的就是汉人，尽管也有发现来自印欧人种的基因，但是，除了印欧人种，还有矮黑人（蒙古人与日本人都有这种基因）的 DNA，但是，这些可能的“西来”人却全部是人殉，即用来陪葬的，没有王族的墓地中发现除汉人基因外的其它外来基因，此是后话，在此不赘）。

总而言之，按照这个视频中构拟的那段上古“雅言”，看起来确实是给人感觉上古汉语有印欧成分，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答案是：NO。

接下来引出一门目前可查的真正的“古汉语”—— 嘉绒语。

​国内外语言学家已经一直认同，与上古汉语最接近的，竟然是来自今天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里的藏族同胞使用的一种叫“”的古老藏语！！ ​ 叫嘉绒语。

对这个结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人这么提过了，那么，现在基因学已经证实了汉藏原来是同源的，大约4-5万年前汉藏族的祖先古羌族从非洲走出，来到亚洲的东亚，然后一直到约5000年前汉藏开始分手，按照“上下五千年”的说法，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在秦汉以前，我们的夏商周三代所用的“汉语”还没有从原始的汉藏语中分离出来呢？

我不得而知，遍查资料没有看到有专家解释过这个异变，所以，我不知道专家们是怎么得出来的，请恕我愚钝，这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了，不过既然都是顶级专家们得出的结论，那么肯定要比我们普通人专业，因此，我也只能信之。总而言之，秦汉是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专家们构拟出来的汉朝汉语，已经具有了今天的汉语的发音读音的雏形（下面会有视频讲到）

现在先来感受一下最原汁原味的“古汉语”，即嘉绒语，在这里，我还是要唠叨多一句，所谓“最接近”其实也是相对的，因为嘉绒语虽然嘉绒语的古老程度被专家们认为是活化石，但毕竟也过了四五千年，它不可能会一成不变的，因此搞那种“华夏正音在嘉绒”的理念实在也是纯属无聊。

下面是百度上唯一能找到的一个嘉绒语视频，我不会分辨这种语言也从未听过，若有四川甘孜和阿坝的藏族朋友能现身说法就最好，谢谢。

爱奇艺上找到的嘉绒语视频

​（链接：http://www.miaopai.com/show/PYenRDejPPiwEHLHdzxc9w__.htm  由于长微博最多只能插入5部视频，所以只好这样，见谅）

本文写到这里，笔者相信自己已经基本上说清楚了上古汉语（周秦汉）与中古汉语（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差别很大的原因。我曾在微博上分享了音韵学专家还原的《诸葛亮骂王朗》 的视频后，很多人接受不了，说“再也不越了”！“原来汉朝人说话这么难听的”........其实，这只是因为你误以为古汉语的发音是很简练的原因。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由这个【视频可以看出，假设专家们的推断没错（上古汉语就是嘉绒语，仍然与古汉藏语一体），则这个视频告诉我们，在汉朝时古汉藏语也开始“分家”了，从视频中对照字幕，明显感觉得到，无论是发音还是听觉都已经有今天汉语的雏形，有人说是闽南语，也有人说像日语，也有人说像客家话，我的观点还是一如既往：其实就是概率问题，只有个别字或个别发声技巧像，但实际上跟任何一门今天的方言都没有直接联系。

同时，从这个视频里也可以听出，汉朝的汉语发音还是有不少一字多音的发单的。

那么，古汉语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一字一音”的时代的呢？

如笔者前面所说，  隋《切韵》唐《唐韵》宋《广韵》里仍然没有字母，所以也仍然存在“多声发音”（《切韵》后只剩“两声”）的情况，但随着语言的普及以及简化的进程终于在宋朝进入了“一字一音”的时代——宋之《广韵》的“广”就是指广泛的意思，其实宋想做的就是秦始皇如果还没死或秦朝继续存在，可能会去做的事，就是：语！同！音！

宋代希望统一语言，所以作《广韵》，我们都知道，宋代的全民教育水平是中国封建朝代中最高也是普及的最好的，因此，在加快普及的失去下，随着汉语的语速语感的变化，汉字发音终于基本形成了“一字一音”。也所以，那些语言专家复原的汉朝官话、唐代官话与宋朝官话，我们的听觉上的感觉是：

1、听不懂——汉朝汉语；

2、似懂非懂——唐代汉语；

（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构拟的唐代古诗《春江花月夜》）

3、基本能听得懂——宋代汉语。

（宋代的《水调歌头》）

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感觉？

4、接下来是时代在感受一下明代的 近古 汉语——看看离我们最近的“纯正”古汉语是怎么样的

我相信这个视频大家都基本上不用怎么对字幕也能听懂个七七八八了，这个在明朝时取自江淮 南京话的官话，真的神似今天的的汉语八大方言之一的西南官话......

综上所述，毫无疑问，汉字的发展无论是书写还是读音发音都一直在简化，纵观世界语言史，无一语言不是这样演进的，所以说那些所谓今天的汉语已经被“胡化”，在解释上也许说得对，但若说它是一种退步，恕笔者不能接受，因为，这显然是历史的潮流。

课上完了，谢谢。​

#上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我这个人看历史和评论事情的时候可能总会给人一种摇摆不定的感觉，因此也常常为此而遭到一些网友的抨击，我也为此而时常与网友撕逼，不过我相信懂我的人会看的出来，我从不想也不会和网友去争论我这个人怎么样，我只是想说明他们不满的我的那些观点的背后，我的出发点和真实想法是到底怎么样的（相反，反对我的网友倒是很多都不回应我的话题，而总是想针对我个人，对此我感到很不可思议，大家都只是相识于网络，到底你是怎么样通过一个屏幕就能判断出我是什么样的人来的？）。

我之所以要反复解释我的观点提法，不是辩解，而是因为我希望我们看历史的时候，要习惯将个人感情放在第二位（这样说不意味着完全不讲情感，如果看书时麻木不仁，那么史书传递的大是大非就被无视了，如此，则我们学历史就无法正三观）。

第一位首先应该是“求实”，然后再是“求是”——也就是要先对事不要对人。

​以秦始皇为例，对于他与他的祖辈开创的大秦帝国，如今很多网友都因为过去流传了几千年的正史观里，史笔一贯都对秦多带批判而产生了逆反心理——因为以前的封建社会农业时代，社会信息传递与文字传播权都掌握在社会权贵的手中，所以说三千年的“信史时代”是“一小部分人的视角”，这个观点大体是没问题的，但是也不能太过极端（毕竟我们的史籍足够丰富详细）。

随着史籍的普及化，特别是网络极大地帮助了普通人了解到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详细史料后，人们就愈发对传统史观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批判，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以至于对秦的同情越来越多，从而朝着不断美化秦帝国及秦始皇的倾向发展。

其实，我要说的是：就像政治观一样，我们既然反对极左与极右，反对非左即右，那么我们的历史观也应该同样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毫无疑问，秦始皇是奠定“中国”这个国家实际形态的第一人，也是无可替代的人（奠定意识形态的“中国”的确实是周公与孔子，这同样不能否认）。同样的，他运用的“法家”精神也是奠定中国的具体实践办法，如果没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和量同度，以及郡县制，那么，中国一定会再次分裂成第二个春秋战国，这是确定、肯定、以及一定的。

因此，秦始皇与法家精神的贡献不可低估，也绝不能被低估。

但是，正如正确的要讲清楚，错误的，也要讲清楚。

​1975年，湖北云梦县的铁路旁发现几座古墓，其中一座窄小寒酸的墓葬引起了专家们的浓厚兴趣，。然而，两块写满文字的木牍却引起了考古人员 极大的兴趣，因为，墓中发现了几块来自战国时代的木牍，“信”上说：“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衷，母毋恙也？黑夫、惊毋恙也。前日黑夫与惊别，今复会矣。黑夫寄益就书曰：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今书节（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襌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

上面这一段说的，大概是指为秦国军队效力打仗的两兄弟“黑夫”与“惊”没钱了，要家里的老母亲寄钱来做衣服。

不禁让人大吃一惊！秦国士兵居然如此之穷，要知道，那时候已经是秦攻楚的战国末期，而彼时的秦帝国早已是超级大国了，但秦国的士兵居然还得穿着夏天的衣服打冬天的仗！

这封家书下面写到：“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书到皆为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毋恙也？辞相家爵不也？”

信中这两位兄弟所关心的“爵”即是秦国成功的关键，也是商鞅变法中的硬币的另一面——“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一个以斩杀人头的数量为标准的军功赏赐制度。

有多少人还记得：大秦的统一大业一共割掉了六国的160万颗人头！！

​“爵来未来”？——这句追问，可见黑夫与惊两兄弟十分关心这问题。

因为，虽然用血肉之躯帮朝廷打仗没有一分钱，但爵位却能为这些出身贫苦的人们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二十级军功爵位制》规定，最低级的“公士”只要斩获敌军的“甲士”（军官）首级一个，就可以获得“田一顷”、“宅一处”、“仆一个”。

这，显然要比金钱的价值大得太多太多了。

​所以，史书没有说错商鞅——“刻薄少恩”：我们肯定商鞅变法为推动和改变“周公制礼”以来，通过道德规范约束与等级森严划分的这种滞后的天下秩序的动力的进步性。也同样承认法家精神对于盲目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性，而忽略了“人之初，性亦本恶”的先天性与后天性的另一面的儒家思想的弊端和空想主义。

以“文明国家”而自居的“东方六国”燕、赵、齐、韩、魏、楚何尝又未有虚伪无耻，且假仁假义的另一面呢？

但是，还是那句：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不否认儒家的不足，但也同样不能否认他的优点：仁义礼智信——这是人 类作为高级动作存在地球上最大的标志，丢了，就跟禽兽没有区别！

反过来说，我们肯定法家精神的进步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它的野蛮性的存在。

真的很可怕，160万颗人头！秦帝国的征服与统一之路是如此的血流成河！如此的惨绝人寰！

所以，虽然我曾经在微博上说过“始皇一统后，应该用儒”，其实我也只是“坐而论道”而已，因为秦之亡，真正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他像贾谊《过秦论》中所说的“攻势易势也”——并不是他仍然保留战争机制，也不是始皇仍然用“ “刻薄少恩 ”的法家制度。

而是那160万颗人头：大秦，它把自己的道德信用用尽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

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秦“奋六世之余烈”的功德与秦始皇的“书车行量同”的伟大功绩，就否认了他们的过错——历史没得人为地控制，历史也不能完美，但是后人总结却可以做到相对完美。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吾汉之高祖刘邦，其实是个无才无德的人，他唯一有的才华就是市井侩众的那种豪爽与不拘小节，从而得到了张良、萧何这些六国的后世精英们的拥戴，如果没有这些顶级社会精英的拥戴，依刘邦的个人能力与他所能纠结的那些乡勇，毫无疑问是不能成事的。

换言之，他们是各取所需：很明显，若六国的余裔精英跟随的是项羽，那么，他们能好好说话吗？

这个答案是不容许有半丁点的争论的，因为项羽的英雄气短和虚浮不实是已经铁板钉钉的史实——“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这个英雄无敌的霸王在击败秦朝夺得天下后，犯下的致命错误正是他的“土豪”心理导致的：在分封制与郡县制中他选择了倒退的前者，所以他失败了。

还不如秦帝国与嬴政，也所以，项羽不败，社会无以进步。

但是，我还是要说，虽然秦朝比起周朝、商鞅比起周公，确实是进步了，但那是还句：失尽了德。

很多人知道诗仙李白的《古风（其三）》里有云曰：

“秦王扫六合， 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 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 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 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 聘望琅邪台 ”。

他们就以此为证，认为史书错怪了秦始皇。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李白还有下半段：

“刑徒七十万， 起土骊山隈。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这，才是我们学历史该有的态度。

​这段时间，我一再批判，有些网友鹦鹉学舌西方人，不断抬高隋朝文、炀二帝的功绩，其中尤是后者，他在一些国人的心中，不仅超越了历史上 大多数 的杰出帝皇，而且还超越了功绩不输于始皇赢政的汉武帝刘彻。其实，大凡懂汉、隋历史的人都知道，杨广不过是想重复汉武的辉煌。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杨广诗作《饮马长城窟行》）

他越过了刘彻没有越过的黄河，亲自到达中华上国的最西边的张掖，就为了获得西域各国对他的一拜：显然，杨广在某些方面，有与项羽一样的“土豪”心理。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御驾亲征，虽然他在张掖召开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贸大会”，其出发点与做法都似乎没错。不过从他后来的种种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激进政策，特别是他在“三征高句丽”中的表现，不难看出，他的这种心理是存在的。

所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杨广的不足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他的功绩不会因为其过错而失色，但一个亡国之君，有大功也必然有大错，这并不矛盾。既然我们是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那我们就要坚定唯主义的辩证与统一的两重分析法，捉住牢牢不放。

一言以蔽之：大是大非不可乱，事非分明不可拒“——此即为一“是”与一“实”，即实事求是也。

以上这些，是笔者以为然的正确历史观，那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真的要不得，历史留给我们的是经验与教训，不是你我借以自封为高明或有见地的金字牌匾。

最后一句：包括我们今天的近代史。

​

这5个人，奠定了中国（一）：教我以“礼”的是你

文/无风即风

导语：

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和“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及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的钱穆先生在他的传世名著《国史大纲》中曾说过“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以上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对于钱穆先生的这一抱负，师出其门下及现已是举世公认的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先生在钱老先生去世后，为他写下了满含悲伤的哀悼词句：“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本文并不是为了回顾缅怀钱穆先生这位一代宗师的平生及他与余英时老先生之间的师生情，或是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情怀，只是想引用钱穆先生“温情与敬意“的谆谆教诲，为笔者此文作个序，以明我心意。

说到“奠定“了中国，此处的”国“是既指国家的实际形态，如疆域与民族，同时也指抽象形态，如文明与文化精神。因此，按照这一项标准，中华民族浩瀚悠久的历史长河里将有许多人便不能符合条件，原因主要是一个， 用一句俗话说就是：“出名要趁早。”

显然，“奠定”当应指打下基础者，所以，本文下面要写的人物实不是一家偏见（你可以说我是一家之见），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历史解读出来的。

有5个人，值得所有炎黄子孙以“温情与敬意“去纪念。他们的名字是：周公→XXX→XX→XX→XXX。按时间顺序，另4个人的名字先保密，在“且看下回”中会逐一娓娓道来。

​【中华文明第一人：教我予礼——周公，更真实的中华人文始祖】

有些朋友可能一看到开头，就会迫不及待地跳脚骂人了吧？因为周公这个人，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冷门的历史人物了，大抵人们对他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本和他本人没什么关系的《周公解梦》罢？其实，不仅他本人，连他所属的朝代——周代（西东周），这个中国历史上存在最久的朝代（810年），今天几乎已被人们完全遗忘，而且对它的评价也非常低。

诚然，它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所以人们对这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的周王朝没什么印象，反而对多姿多彩又英雄辈出的”春秋“和”战国“更有印象，此不足为奇。

但问题是：周王朝是否就真的这么无足轻重？完全不如“春秋争霸“和”战国七雄“这些诸侯国与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了解，值得我们记住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周代的意义被大大低估，而周公姬旦就是最被低估的那一位。

“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才气逼人的西汉大才子贾谊这样评价周公。

上古最权威的史书《尚书》的《大传》里概括他“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在他的哥哥武王（姬发）病逝后——那时候西周才立国两年多，他开始辅助年幼的周成王（其时才13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公摄政”。

周公摄政，提出了各方面根本性的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周公的这七年换来了周王朝的800年，着实不可小觑。

此期间，他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制“礼”，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周礼》（原名《周官》）——这本书本身不一定是周公写的，史学家大多认为它是战国才成书（也有认为是秦汉才成书的），但是既然古人们都言必称周公，那么周公肯定是这门学问的创始人，只消看一下《周礼》的涵盖的范围便可知其：“周公运用了上古与夏殷前的礼乐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与改造，创建出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都将它们纳入“礼”的范畴，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

所以，我才要将周公定义为“更真实的人文始祖”，因为黄帝的历史始终比较模糊，当然，此处并无相比较的意思，只是想强调我们不要忘记了周公的贡献。

一说到《周礼》，我看现在不少网友对它是相当的不屑一顾的，是不是源于近代的批孔反儒思潮而导致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说，绝大多数没有人认真看过《周礼》是什么东西，这个“妄断”大体没错，请看下图：

​很明显：这明摆着就是一部极其完善的封建社会典章。

用今天的话语体系来讲就叫：完善的国家政治制度。

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了中央集权的模式，对比夏商是极大的进步。

它也是人类世界迄今可查的最早的系统性的封建主义制度典章——那些言必称罗马或希腊的人，在下孤陋寡闻，真不知道西方人所说的要比我们早1000~2000年的那些“古文明”，它们到底孕育出什么制度或什么文明及文化是可以叫得出名字（The Name）的？如有，请告知，谢谢。

显然，这样庞大的、成熟的政权制度，只能是出自周王室的统治者，也就最有可能是古人们言必称之的周公之手。

因为， 根据史书记载，周公还政后迎来了西周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成康之治”——“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段盛世，周王朝运用《周礼》大治天下，完成了四方诸侯的分封，在各诸侯国建立了地方行政管理，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王权，这段时期是构成“最早的中国”的第一个时期。

​一说到“最早的中国”恐怕又会引发各方抨击，所以请认真看完下文再骂，谢谢。

一、确定我们的名字——“华”、“夏”与“华夏”及“中国”都是出自周代

 “夏”字不必多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大家也应该知道周人自称是夏朝的后代。而“华夏”两字, 即古代汉族的称谓也是出自周代——《尚书·武成》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无论华蛮夷，皆咸服周武王）。

而“中国”两字，我们这个5000年的文明古国的唯一”标准“名字的出处也是来自周代，一说是《诗经》的《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其实，这里“中“的意思是指“国家的中央”（The Center），而更准确地将东南西北定义为“中国”的则是出自下面这一尊文物：

​这家伙叫“何尊铭”，1965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塬出土，现藏于宝鸡市博物馆，是西周早期的出土青铜器，是一名何姓贵族所作的祭器。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记述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成周”即后来的洛阳，当时称“雒邑”，是武王选址，周公营建的，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此防范殷商遗族，同时，武王指出这是以前夏朝居住过的。

铭文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

​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王还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武王选址与周公营建成周及祭天的事，在上古史籍《尚书》中的《洛诰》、《召诰》、《逸周书·度邑》等文献里都有记载。

显然，这里的“中国”才是“中国”！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理想——”宅兹中国“：一统天下！

同时，也透露出了周人对后来的中国的疆域版图的大概理解，因为理论上来说，如果周人不知道中国大陆的东南西北是哪里，那么则不会衍生出”中“的理念。事实证明，这是有据可依的，如《尚书》的《虞书·大禹谟》里有：“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而在战国史籍《墨子·节用》里竟然记载有：“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之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尧大帝竟然去到了今天的两广和越南！且不论真假，但我们再来看看诸子百家所提到的“夷蛮戎狄”，如《国语·周语中》中的“夫三军之所寻，将夷蛮戎狄之骄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处的“东南西北”显然已经有了具体的方向指向。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古夷族”的称谓最早出现就是见于《国语》等战国时期的史籍，依照古代信息传递的时间及共识的普及效率来看，说几百年前就已有“东南西北，夷蛮戎狄”是合理的。

故，不难得出，周人”天下之中“的”中国“理念绝不是凭空想像的。

首都（capital）、疆域（territory）、国家理念（concept）都有了。

真正意义的中国和中原王朝终于诞生了！周人的确是第一个提出的。

二、确定我们的思想文化——“礼德”治国，意识形态的统一

我们今天的史观是把秦始皇灭六国建立大秦帝国的秦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这个观点当然没有错，但是从周代的历史来看，周公制礼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

因为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承前启后是正常的历史发展过程，后人的成功不能否定了前人的努力，反过来说，前人的努力也不能完全代表后代的成功。那种“汉武帝只是有个好爷爷和好爸爸”的想法要不得，按这么说，那始皇就没什么好肯定的了，因为他先祖个个都是雄主。

回归正题，继续说周公，我们都知道，国家的统一，并不是只用武力就可以的，我国历史上武力最强大的元朝，打下了137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可是统治中国才只有97年，同为武力征服天下的秦国也是因为思想上没法统一民众才最终导致了亡国——尽管是用了”焚书坑儒“及确立法家，但是，意识形态这种属于哲学范畴的东西，显然是过于严苛且只注重”术“而不注重“道“的法家精神所不能”羽化“和”感召“的。

《周礼》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此，上文说过，它所做的不仅只是政治上的顶层设计，还包括了制订几乎一切的人们的活动和言行举止，诚然，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很复杂繁琐，但是客观承认，在封建社会早期，这种严格的“人 性桎梏”是有必要的，因为众所周知，殷前的中国大地还是部落制与部族制，那时候的人们别谈文化，能脱离蛮荒估计就已经不错了，因为除了贵族阶层以外，其它都是奴隶。而《周礼》里面细致详细到有点让人发指的各种规范，正是提升这些底层民众的文明素质的有效手段。据考古与史学家结合考据，周人是比商人更发达的农业部族，从《周礼》中我们可以看出，除“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以外，“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也是周礼的“重头戏”。

请允许我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周公制礼做的事，那就是：教人做“人”。

这个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周礼》是名符其实的“天下秩序”。

但是这些又与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了：你“文明”了，自然就会体现出一种精神风貌对不对？那就是“礼“——有礼即有德。”德“是周公制礼的核心思想，大家没有忘记吧？他才是真正的儒家始祖。

不是我刻意吹捧周公和《周礼》，而是这是世间真理，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存在，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德”，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们作为现代人也仍然在坚守着的人类底线。

在上面的“何尊铭”里就已经出现了“德“了——“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还有大名鼎鼎的大禹治水的“证据”—— 遂公盨的铭文里也有：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 贵）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 绍 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 （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短短几行字就讲了6次“德”，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何尊铭》还是《遂公盨》其核心思想讲的都是“为政以德“——是针对领导者与”大人物“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后来的孔夫子在此理念上发展出来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理念，这既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也是一种英雄主义。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君权神授“的色彩，对此，我之前的旧文《中华民族的无神主义与儒学，及看人类最先进的理念文化》里讲过：由于”君王“被看成了神，所以人们对君王有了神一般的要求，即他必须像神一样完美。但是，有趣的是，因为君王始终是人而不是“神”，所以他无论如何都是有血有肉的，那些虚构出来的、幻想出来的如西方那样的“神”在不经意间就被消灭掉了——中华文明就这样巧妙地消弭了上古人们愚昧的宗教信仰，而进入“德治天下“以人为本的时代。

因此，我总是强调周代殷是文明的进步，不少网友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其实，我真不是刻意贬低殷商，只消去查阅一下殷商的墓葬情况就知道，那历史上最多的人殉数量与最残忍的手法都真实地反映着殷商这个强盛的武功王朝的阴暗一面。更重要的是，殷商的问题不是残暴，而是迷信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殷人自己在甲骨文中的记载，完全证实他们确实如孔子说的“夏人遵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礼”那样，殷人十分迷信，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重要的事就要问神问鬼，每次都产生大量人殉，也就同时产生战争与杀戮。

我们再去查一下周朝的墓葬与人殉情况，就会发现周代殷是相当大的进步，不是一小步，不仅仅只是告别了宗教迷信那么简单。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周礼》带来的深远影响一样，说周朝是华夏族开始进入”文明时代“我估计不少人会骂我，但如果我说周代殷后华夏族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文明时代”，我料想，大体还是能让人接受的。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春秋战国那些人要表达自己意见时，总是说“我听说古代的圣贤说……..balabala”，而春秋争霸时，所有诸侯国无论怎么行动都要打着周天子的名号，就算他内心很不屑也罢（理论上来说早把它灭掉都没问题，但没有灭，这就说明它至少再差也还是被视为“正朔”）。而直到战国结束，西东周800余年，各诸侯国皆沿用周礼与行周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如，当强秦从西方以暴力征服而崛起时，“东方六国“一致群起大骂秦国”无礼之邦“即可见一斑，显然，无论春秋战国怎么乱都好，但周公的思想已然深深地扎根在华夏大地。

就像我们肯定秦制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决定性影响的道理一样，《周礼》的影响同样远邈且不逊色于秦制。如，隋代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

​直到今天，我们的传统文化爱好者不也在孜孜不倦地为恢复”六艺“而努力吗？

这些，通通都来自《周礼》，周公伟大！应获得炎黄子孙的尊重！

三、确定大国根基——分封制、农业兴、人丁旺、国始成

最后一点，上面既然说了意识形态的统一，那么要说到国家实际形态的统一，我们今天的史书教给我们的是周朝是一个没有实现统一的国家，其实这话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因为首先拿周朝与秦汉来直接对比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到行政制度，周朝主要是分封制，秦汉是郡县制。其实，周朝时已经有郡县制，例如晋、秦、楚都试过，周王朝本身是没有推行过郡县制，那么，为什么会有诸侯国这样子做呢？

这就是我想说的，简单粗暴地说周王朝没有统一是略失偏颇的深层原因。众所周知，“三家分晋”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后，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从此进入战国时代，其实从春秋到战国，说白了还是土地兼并导致的，春秋争霸你方唱罢我登场，既然发生了战争就会有侵略和被侵略，诸侯大人们觉得是我自己打下来的土地，我干嘛要请你周天子来定夺划分？

于是，就这样诞生了最早的郡县制，其实，就是寓示着集权在不断加强——这，是周朝会走向统一的滥觞。所以我说倘使没有秦国，周朝最终也会走向统一，这样说我并不是在黑秦，而是说事实（当然，有秦国却会更快结束战乱时代，因为秦改革最成功与整个国家与体制都为战争服务）。

所以说，分封制在当时的巨大进步意义是今天的我们过于低估的，我们总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分封制，说它“纯粹是想用分封来做周畿道的屏藩”，这一点正如我们以现代文明去看《周礼》而说它“桎梏人性”一样。其实，几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看我们今天的所谓“文明”与“文化”，他们也会觉得你封建落后的，你信不？

所以说为什么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治史者最基本的应有态度。

毫无疑问：周代殷后用分封制，是一种渐趋统一的进步。抛开行政管理上的手段先不谈，我们来看殷商，商朝没有诸侯国，只有“方国”，它不受中央王朝直接节制，被殷商统治的周人被称为“周方”，不被殷商统治的，且是殷王朝视为心腹大患的“鬼方”与“土方”也是“方”，由此即可看出，那时候即使有分封，都只能是雏形，而且100%是分给殷人自己部族的。

​其它的“方”依然是部落联盟，总之，无论你是哪个“方”，不服我大殷我就揍你，揍到你服为止，服了后就得乖乖听我的，向我进贡——这就是殷商的统治模式，根本不能称为“中央集权”。但是周朝的分封制就不同了，诸侯要受周天子的册封，诸侯国的地盘在哪也是周天子划的，不能你自己选，目前可考的周直接册封的省份已经涵盖了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四川、江苏、浙江，除此以外，还有数十几个“四夷”国——周王朝的版图使华夏古国的版图空前广阔，远迈夏商！！

​《周礼》还规定了诸侯每3~5年一次来朝，重大祭祀时还必须临时过来参加，周王朝虽然不直接派遣官员去诸侯国管理，但是诸侯国的重大事务却在周王朝那里有相应的官员负责。

从殷到周，华夏族一步一步被聚拢，“中国“的实际形态的被一砖一瓦地添加上去，分封制虽然使华夏大地分裂出了上百个国家，但是却也运用中央集权的手法和制度使到各诸侯国承认了一个天下共主，这一点是殷商做不到的。而且“井田制“的发明后，使农业得到了极大发展（这又是殷商的最大弊端），人们日出夜归，男耕女织，华夏大地的人口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根据《中国人口史》估算，战国时期的总人口约为2000~2500万之间。

这个数目，当时等于地球1/2的人口！ 可能还不止（谁知道西方哪个是真）！

人口，是生产力的第一根本要素，“大中华帝国“的第一要素已奠定好了！

毋容置喙，这是我中华帝国史上最重要的“发育”阶段，文明的不断进步也同时造就了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我想，凡是知识分子，恐怕没几人能抗拒得了“诸子百家”。

​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周礼》过于僵化死板的致命弱点，导致了有周一朝在体制改革上都毫无作为可言，要不然，也不会产生什么春秋战国，说不定周天子能实现大一统。

这就是周公与他的《周礼》的负面影响，我们也是不能忽略的。

但，还是说回开篇中所引用的钱穆先生的话“（不要）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 ——正如我一再强调的那样，我说为什么汉朝在那么多个朝代中最重要的，为什么说刘彻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帝王？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就是生命。汉朝409年的国祚，且在没有任何外部威胁能挑战它的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其所用的漫长的时间发展出来的历史，及所沉淀和积淀下来的领土疆域（国家主权）、民族群体（人种）、精神文明（文化）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比不上的，这道理就好像一个人，你中年时再成功，可是你的青春期的成长才是你的关键期啊，这是不能否认和颠倒的。

 同样的，周朝的810年所沉淀与积淀的国家和民族与精神文明的财富也是后世所难以超越的，有些朋友说如果不是秦始皇，那么中国将会是欧洲。

我想提醒这些朋友，我们分析问题，不能总是囫囵吞枣简单粗暴，理论上来说，春秋战国和欧洲的中世纪的确类似，但细嚼之却发现根本就不一样：一是前面我已经说到了，土地兼并在集中，争霸天下在加剧，从西周到东周，从几百个国家（有说1000多个的）变成只剩7个，才区区400多年的时间，仅这一点就可以肯定我们已经不是欧洲了，是的，从来就不是。

​另外就是我一再强调的，我们比欧洲早几千年告别宗教迷信，所以中华文明早早就进入了“人本社会“，自然就根本就不会像欧洲那样陷入宗教冲突与野蛮杀伐的死循环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农业发展得非常成功，社会管理得非常好，整个西、东周800余年，从未爆发过可怕的群体性瘟疫疾病——由此可见，《周礼》让人们学会了礼义廉耻是多么重要！而西方，古希腊我是不信的，就不谈了，说古罗马吧：那不是连西方人自己都承认的一部淫乱史吗？

因此，种种方面来看，无论如何发展下去，周代都不会是欧洲。

好了，不知不觉竟然写了8000多字，是有点啰嗦，可是我是真心想和大家认真交流一次，痛快地诉说一次，因为：我们的历史与祖先们真的太被人小看了！周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之一，不容遗忘！

一句话：大周，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前所未有的文明时代！

而周公，则是那众星璀璨的伟大时代里最耀眼的其中一颗。

因为，你不要忘了，几百年后他的那个”野鸡弟子”，是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而且确定了“中华文化”的那个人哦~，周家子弟，业绩实太在突出了！

​教我以礼的是你——周公，让我们铭记吧，谢谢。

这5个人，奠定了中国（一）：教我以“礼”的是你

文/无风即风

导语：

​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和“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及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的钱穆先生在他的传世名著《国史大纲》中曾说过“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以上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对于钱穆先生的这一抱负，师出其门下及现已是举世公认的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先生在钱老先生去世后，为他写下了满含悲伤的哀悼词句：“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本文并不是为了回顾缅怀钱穆先生这位一代宗师的平生及他与余英时老先生之间的师生情，或是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情怀，只是想引用钱穆先生“温情与敬意“的谆谆教诲，为笔者此文作个序，以明我心意。

说到“奠定“了中国，此处的”国“是既指国家的实际形态，如疆域与民族，同时也指抽象形态，如文明与文化精神。因此，按照这一项标准，中华民族浩瀚悠久的历史长河里将有许多人便不能符合条件，原因主要是一个， 用一句俗话说就是：“出名要趁早。”

显然，“奠定”当应指打下基础者，所以，本文下面要写的人物实不是一家偏见（你可以说我是一家之见），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历史解读出来的。

有5个人，值得所有炎黄子孙以“温情与敬意“去纪念。他们的名字是：周公→XXX→XX→XX→XXX。按时间顺序，另4个人的名字先保密，在“且看下回”中会逐一娓娓道来。

​

【中华文明第一人：教我予礼——周公，更真实的中华人文始祖】

有些朋友可能一看到开头，就会迫不及待地跳脚骂人了吧？因为周公这个人，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冷门的历史人物了，大抵人们对他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本和他本人没什么关系的《周公解梦》罢？其实，不仅他本人，连他所属的朝代——周代（西东周），这个中国历史上存在最久的朝代（810年），今天几乎已被人们完全遗忘，而且对它的评价也非常低。

诚然，它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所以人们对这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的周王朝没什么印象，反而对多姿多彩又英雄辈出的”春秋“和”战国“更有印象，此不足为奇。

但问题是：周王朝是否就真的这么无足轻重？完全不如“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这些诸侯国与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了解，值得我们记住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周代的意义被大大低估，而周公姬旦就是最被低估的那一位。

“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才气逼人的西汉大才子贾谊这样评价周公。

上古最权威的史书《尚书》的《大传》里概括他“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在他的哥哥武王（姬发）病逝后——那时候西周才立国两年多，他开始辅助年幼的周成王（其时才13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公摄政”。

周公摄政，提出了各方面根本性的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周公的这七年换来了周王朝的800年，着实不可小觑。

此期间，他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制“礼”，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周礼》（原名《周官》）——这本书本身不一定是周公写的，史学家大多认为它是战国才成书（也有认为是秦汉才成书的），但是既然古人们都言必称周公，那么周公肯定是这门学问的创始人，只消看一下《周礼》的涵盖的范围便可知其：“周公运用了上古与夏殷前的礼乐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与改造，创建出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都将它们纳入“礼”的范畴，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

所以，我才要将周公定义为“更真实的人文始祖”，因为黄帝的历史始终比较模糊，当然，此处并无相比较的意思，只是想强调我们不要忘记了周公的贡献。

一说到《周礼》，我看现在不少网友对它是相当的不屑一顾的，是不是源于近代的批孔反儒思潮而导致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说，绝大多数没有人认真看过《周礼》是什么东西，这个“妄断”大体没错，请看下图：

​很明显：这明摆着就是一部极其完善的封建社会典章。

用今天的话语体系来讲就叫：完善的国家政治制度。

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了中央集权的模式，对比夏商是极大的进步。

它也是人类世界迄今可查的最早的系统性的封建主义制度典章——那些言必称罗马或希腊的人，在下孤陋寡闻，真不知道西方人所说的要比我们早1000~2000年的那些“古文明”，它们到底孕育出什么制度或什么文明及文化是可以叫得出名字（The Name）的？如有，请告知，谢谢。

显然，这样庞大的、成熟的政权制度，只能是出自周王室的统治者，也就最有可能是古人们言必称之的周公之手。

因为， 根据史书记载，周公还政后迎来了西周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成康之治”——“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段盛世，周王朝运用《周礼》大治天下，完成了四方诸侯的分封，在各诸侯国建立了地方行政管理，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王权，这段时期是构成“最早的中国”的第一个时期。

​一说到“最早的中国”恐怕又会引发各方抨击，所以请认真看完下文再骂，谢谢。

一、确定我们的名字——“华”、“夏”与“华夏”及“中国”都是出自周代

 “夏”字不必多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大家也应该知道周人自称是夏朝的后代。而“华夏”两字, 即古代汉族的称谓也是出自周代——《尚书·武成》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无论华蛮夷，皆咸服周武王）。

而“中国”两字，我们这个5000年的文明古国的唯一”标准“名字的出处也是来自周代，一说是《诗经》的《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其实，这里“中“的意思是指“国家的中央”（The Center），而更准确地将东南西北定义为“中国”的则是出自下面这一尊文物：

​这家伙叫“何尊铭”，1965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塬出土，现藏于宝鸡市博物馆，是西周早期的出土青铜器，是一名何姓贵族所作的祭器。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记述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成周”即后来的洛阳，当时称“雒邑”，是武王选址，周公营建的，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此防范殷商遗族，同时，武王指出这是以前夏朝居住过的。

铭文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王还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武王选址与周公营建成周及祭天的事，在上古史籍《尚书》中的《洛诰》、《召诰》、《逸周书·度邑》等文献里都有记载。

显然，这里的“中国”才是“中国”！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理想——”宅兹中国“：一统天下！

同时，也透露出了周人对后来的中国的疆域版图的大概理解，因为理论上来说，如果周人不知道中国大陆的东南西北是哪里，那么则不会衍生出”中“的理念。事实证明，这是有据可依的，如《尚书》的《虞书·大禹谟》里有：“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而在战国史籍《墨子·节用》里竟然记载有：“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之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尧大帝竟然去到了今天的两广和越南！且不论真假，但我们再来看看诸子百家所提到的“夷蛮戎狄”，如《国语·周语中》中的“夫三军之所寻，将夷蛮戎狄之骄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处的“东南西北”显然已经有了具体的方向指向。

所以说，上古史籍 《禹贡》里说的大禹治水成功后治九州，并非是纯粹臆测。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古夷族”的称谓最早出现就是见于《国语》等战国时期的史籍，依照古代信息传递的时间及共识的普及效率来看，说几百年前就已有“东南西北，夷蛮戎狄”是合理的。

故，不难得出，周人”天下之中“的”中国“理念绝不是凭空想像的。

首都（capital）、疆域（territory）、国家理念（concept）都有了。

真正意义的中国和中原王朝终于诞生了！周人的确是第一个提出的。

二、确定我们的思想文化——“礼德”治国，意识形态的统一

我们今天的史观是把秦始皇灭六国建立大秦帝国的秦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这个观点当然没有错，但是从周代的历史来看，周公制礼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

因为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承前启后是正常的历史发展过程，后人的成功不能否定了前人的努力，反过来说，前人的努力也不能完全代表后代的成功。那种“汉武帝只是有个好爷爷和好爸爸”的想法要不得，按这么说，那始皇就没什么好肯定的了，因为他的先祖个个都是雄主。

回归正题，继续说周公，我们都知道，国家的统一，并不是只用武力就可以的，我国历史上武力最强大的元朝，打下了137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可是统治中国才只有97年，同为武力征服天下的秦国也是因为思想上没法统一民众才最终导致了亡国——尽管是用了”焚书坑儒“及确立法家，但是，意识形态这种属于哲学范畴的东西，显然是过于严苛且只注重”术“而不注重“道“的法家精神所不能”羽化“和”感召“的。

《周礼》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此，上文说过，它所做的不仅只是政治上的顶层设计，还包括了制订几乎一切的人们的活动和言行举止，诚然，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很复杂繁琐，但是客观承认，在封建社会早期，这种严格的“人 性桎梏”是有必要的，因为众所周知，殷前的中国大地还是部落制与部族制，那时候的人们别谈文化，能脱离蛮荒估计就已经不错了，因为除了贵族阶层以外，其它都是奴隶。而《周礼》里面细致详细到有点让人发指的各种规范，正是提升这些底层民众的文明素质的有效手段。据考古发现与史学考据，周人是比商人更发达的农业部族，从《周礼》中我们可以看出，除“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以外，“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也是周礼的“重头戏”。

请允许我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周公制礼做的事，那就是：教人做“人”。

这个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周礼》是名符其实的“天下秩序”。

但是这些又与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了：你“文明”了，自然就会体现出一种精神风貌对不对？那就是“礼“——有礼即有德。”德“是周公制礼的核心思想，大家没有忘记吧？他才是真正的儒家始祖。

不是我刻意吹捧周公和《周礼》，而是这是世间真理，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存在，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德”，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们作为现代人也仍然在坚守着的人类底线。

在上面的“何尊铭”里就已经出现了“德“了——“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还有大名鼎鼎的大禹治水的“证据”—— 遂公盨的铭文里也有：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 贵）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 绍 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 （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短短几行字就讲了6次“德”，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何尊铭》还是《遂公盨》其核心思想讲的都是“为政以德“——是针对领导者与”大人物“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后来的孔夫子在此理念上发展出来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理念，这既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也是一种英雄主义。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君权神授“的色彩，对此，我之前的旧文《中华民族的无神主义与儒学，及看人类最先进的理念文化》里讲过：由于”君王“被看成了神，所以人们对君王有了神一般的要求，即他必须像神一样完美。但是，有趣的是，因为君王始终是人而不是“神”，所以他无论如何都是有血有肉的，那些虚构出来的、幻想出来的如西方那样的“神”在不经意间就被消灭掉了——中华文明就这样巧妙地消弭了上古人们愚昧的宗教信仰，而进入“德治天下“以人为本的时代。

因此，我总是强调周代殷是文明的进步，不少网友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其实，我真不是刻意贬低殷商，只消去查阅一下殷商的墓葬情况就知道，那历史上最多的人殉数量与最残忍的手法都真实地反映着殷商这个强盛的武功王朝的阴暗一面。更要命的是，殷商的问题不只是残暴，而是迷信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根据殷人自己在甲骨文中的记载，完全证实他们确实如孔子说的“夏人遵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礼”那样，十分迷信，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重要的事就要问神问鬼，每次都产生大量人殉，也就同时产生战争与杀戮。

我们再去查一下周朝的墓葬与人殉情况，就会发现周代殷是相当大的进步，不是一小步，不仅仅只是告别了宗教迷信那么简单。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周礼》带来的深远影响一样，说周朝是华夏族开始进入”文明时代“我估计不少人会骂我，但如果我说周代殷后华夏族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文明时代”，我料想，大体还是能让人接受的。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春秋战国那些人要表达自己意见时，总是说“我听说古代的圣贤说……..balabala”，而春秋争霸时，所有诸侯国无论怎么行动都要打着周天子的名号，就算他内心很不屑也罢（理论上来说早把它灭掉都没问题，但没有灭，这就说明它至少再差也还是被视为“正朔”）。而直到战国结束，西东周800余年，各诸侯国皆沿用周礼与行周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如，当强秦从西方以暴力征服而崛起时，“东方六国“一致群起而大骂秦国是“无礼之邦”即可见一斑，显然，无论春秋战国怎么乱都好，但周公的思想已然牢牢地扎根在华夏大地。

就像我们肯定秦制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决定性影响的道理一样，《周礼》的影响同样远邈且不逊色于秦制。如，隋代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

​直到今天，我们的传统文化爱好者不也在孜孜不倦地为恢复”六艺“而努力吗？

这些，通通都来自《周礼》，因此，周公之伟！应获得炎黄子孙的尊重！

三、确定大国根基——分封制、农业兴、人丁旺、国始成

上面既然说了意识形态的统一，那么也要说到国家实际形态的统一。我们今天的史书教给我们的是周朝是一个没有实现统一的国家，其实这话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因为首先拿周朝与秦汉来直接对比是不公平的，比如说行政制度，周朝主要是分封制，而秦汉则是郡县制。但是，其实周朝时已经有了郡县制，例如晋、秦、楚都设置过县，可是周王朝本身没有推行过郡县制，那么，为什么诸侯国会这样子做呢？

这就是我想说的，简单粗暴地说周王朝没有统一是略失偏颇的深层原因。众所周知，“三家分晋”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后，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从此进入战国时代，其实从春秋到战国，说白了还是土地兼并导致的，春秋争霸时你方唱罢我登场，战争必然会带来侵略和被侵略，也就会带来土地兼并，而那些一方霸主的诸侯大人们觉得土地是我们自己打下来的，我干嘛要请你周天子来定夺划分呢？

于是，就这样诞生了最早的郡县制，其实，这就是在寓示着集权不断的加强——这，就是周朝会走向统一的滥觞。所以我说倘使没有秦国，周朝最终也还是会走向统一的，这样说并不是在黑秦，而是说客观事实（当然，有秦国却会更快结束战乱时代，因为秦改革最成功及国家与体制都为战争服务）。

所以说，分封制在当时的巨大进步意义是今天的我们过于低估的，我们总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分封制，说它“纯粹是想用分封来做周畿道的屏藩”，这一点正如我们以现代文明去看《周礼》而说它“桎梏人性”一样。其实，几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看我们今天的所谓“文明”与“文化”，他们也会觉得你封建落后的，你信不？

所以说为什么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治史者 应有的最基本态度。

毫无疑问：周代殷后用分封制，是一种渐趋统一的进步。抛开行政管理上的手段先不谈，我们来看殷商，商朝没有诸侯国，只有“方国”，它不受中央王朝直接节制，被殷商统治的周人被称为“周方”，不被殷商统治的，且是殷王朝视为心腹大患的“鬼方”与“土方”也是“方”，由此即可看出，那时候即使有分封，都只能是雏形，而且100%是分给殷人自己部族的。

​其它的“方”依然是部落联盟，总之，无论你是哪个“方”，不服我大殷我就揍你，揍到你服为止，服了后就得乖乖听我的，向我进贡——这就是殷商的统治模式，根本不能称为“中央集权”。但是周朝的分封制就不同了，诸侯要受周天子的册封，诸侯国的地盘在哪也是周天子划的，不能你自己选，目前可考的周直接册封的省份已经涵盖了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四川、江苏、浙江，除此以外，还有数十几个“四夷”国——周王朝的疆域使华夏古国的版图空前广阔，远迈夏商！！

​《周礼》还规定了诸侯每3~5年一次来朝，重大祭祀时还必须临时过来参加，周王朝虽然不直接派遣官员去诸侯国管理，但是诸侯国的重大事务却在周王朝那里有相应的官员负责。

从殷到周，华夏族一步一步被聚拢，“中国“的实际形态的被一砖一瓦地添加上去，分封制虽然使华夏大地分裂出了上百个国家，但是却也运用中央集权的手法和制度使到各诸侯国承认了一个天下共主，这一点是殷商做不到的。而且“井田制“的发明后，使农业得到了极大发展（这又是殷商的最大弊端），人们日出夜归，男耕女织，华夏大地的人口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根据《中国人口史》估算，战国时期的总人口约为2000~2500万之间。

这个数目，当时等于地球1/2的人口！ 可能还不止（谁知道西方哪个是真）！

人口，是生产力的第一根本要素，“大中华帝国“的第一要素已奠定好了！

毋容置喙，这是我中华帝国史上最重要的“发育”阶段，文明的不断进步也同时造就了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我想，凡是知识分子，恐怕没几人能抗拒得了“诸子百家”。

​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周礼》过于僵化死板的致命弱点，导致了有周一朝在体制改革上都毫无作为可言，要不然，也不会产生什么春秋战国，说不定周天子能实现大一统。

这就是周公与他的《周礼》的负面影响，我们也是不能忽略的。

但，还是说回开篇中所引用的钱穆先生的话“（不要）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 ——正如我一再强调的那样，我说为什么汉朝在那么多个朝代中最重要的，为什么说刘彻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帝王？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就是生命。汉朝409年的国祚，且在没有任何外部威胁能挑战它的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其所用的漫长的时间发展出来的历史，及所沉淀和积淀下来的领土疆域（国家主权）、民族群体（人种）、精神文明（文化）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比不上的，这道理就好像一个人，你中年时再成功，可是你的青春期的成长才是你的关键期啊，这是不能否认和颠倒的。

 同样的，周朝的810年所沉淀与积淀的国家和民族与精神文明的财富也是后世所难以超越的，有些朋友说如果不是秦始皇，那么中国将会是欧洲。

我想提醒这些朋友，我们分析问题，不能总是囫囵吞枣简单粗暴，理论上来说，春秋战国和欧洲的中世纪的确类似，但细嚼之却发现根本就不一样：一是前面我已经说到了，土地兼并在集中，争霸天下在加剧，从西周到东周，从几百个国家（有说1000多个的）变成只剩7个，才区区400多年的时间，仅这一点就可以肯定我们已经不是欧洲了，是的，从来就不是。

​另外就是我一再强调的，我们比欧洲早几千年告别宗教迷信，所以中华文明早早就进入了“人本社会“，自然就根本就不会像欧洲那样陷入宗教冲突与野蛮杀伐的死循环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农业发展得非常成功，社会管理得非常好，整个西、东周800余年，从未爆发过可怕的群体性瘟疫疾病——由此可见，《周礼》让人们学会了礼义廉耻是多么重要！而西方，古希腊我是不信的，就不谈了，说古罗马吧：那不是连西方人自己都承认的一部淫乱史吗？

因此，种种方面来看，无论如何发展下去，周代都不会是欧洲。

好了，不知不觉竟然写了8000多字，是有点啰嗦，可是我是真心想和大家认真交流一次，痛快地诉说一次，因为：我们的历史与祖先们真的太被人小看了！周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之一，不容遗忘！

一句话：大周，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前所未有的文明时代！

而周公，则是那众星拱月的伟大时代里最耀眼的其中一颗。

因为，你不要忘了，几百年后他的那个”野鸡弟子”，是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而且确定了“中华文化”的那个人哦~，周家子弟，业绩实太在突出了！

​教我以礼的是你——周公，让我们铭记吧，谢谢。

《所谓“东夷文化”是无中生有的重大学术错误！ 》

文/无风即风

【讹传了数十年的重大学术错误亟待纠正：无中生有的“东夷文化”与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错误认知】

我们总在网上听到一个极其流行的说法，即有个名词叫“东夷文化”，比如华夏族（人种）源头之一的龙山文化，专家们说“这是东夷人创造的”，专家们还由殷商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密切联系推导出殷商也是“东夷文化”云云，如此，则与龙山文化一脉相承的大汶口文化也推导成了“东夷文化”。总之，大抵是燕辽鲁黄河东岸的文化都被学者们归类为所谓的“东夷文化”。

由于这种以民族为第一视角的观点，所以各古文化的创造者或主要群体就被烙上了“血统”的印记。如龙山文化里的“龙山人”长期被指为“东夷人”。于是乎，可能来自西部的大禹（因为目前只有青海的地层测到了上古大地震和大洪水）则被指有“西戎”嫌疑。

同一时刻，来自西部的周人也同样被指为“有西戎血统”或曰“与西戎密切相关”——自然，也包括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大秦帝国了。

于是，华夏族的种族起源与文化起源就衍生了“华夷之争”，同时也延伸了“中华文明西来说” “中华人种西来说”的推论——这就是这个“东夷文化说”的话语逻辑体系以及结论导向。

最后，就引出了网上现在颇为盛行的、一种闻所未闻但委实够“新奇”的说法：叫“华夏正源是东夷”——与大禹一样，因为华夏族的始祖黄帝看起来更像是是来自西部（基因学支持了从古汉藏族中分离出来的古华夏族最早在黄河西岸发祥）。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个问题，因为“中原”，即河南一直是今天的我们视为“一切中华正宗”的“圣域”——包括地理位置、人的族群和文化等等，所以我们在看古华夏族的东西两大集团时，就一直有一种思维，即“中原汉人才是正统”的观点，那么这个“东方人”自然就是多被指为与“东夷”有密切关系的殷人。

而殷又比来自西部的周要更早统治天下，所以，殷人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文化地位来看，都要比周“正统”。于是乎，也就有了“黄帝是异端”，炎帝才是“中华始祖”的说法。也因此，“东夷”自然就是“正源”了…………

这真是没完没了呀！！！亲~

然而，笔者要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

所谓“东夷文化”其实是100%子虚乌有的重大学术错误。

因为，目前分子人类学已经证实了龙山遗址中的男性遗骨的DNA经检测结果显示，与今天汉人携带的主体基因O3-M113以及其子类型O3e一模一样。

​强调三次：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不是接近或类似。

（顺带指一下，美国与德国的权威专家所做的检测 结果也与 我国做的结果一样）

所以说“东夷人创造了龙山文化”根本就是彻头彻尾、完完全全、纯粹就系胡说八道！

另外，各遗址遗骸中检测到的母系基因，即mtDNA线粒体也与今天汉人主要的母系基因D与M类型差不多，比父系略为分散一点——这一点完全反映了人类世界中“传宗接代”的父系社会思维，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的普遍现象。

好吧，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因为以前DNA检测技术还没有发展到人类起源的地步嘛~，所以不怪那些学者”——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很遗憾，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就算没有分子人类学的发展，根据历史［本来的面貌］ ［史料记载］也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被限定为完全的地域 血统的划分纯粹就是学术界囫囵吞枣自动脑补的狗屁理论。

请看笔者来揭示真相。

一、【历史文献里最早的 东夷西戎北狄南蛮 】

“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作为“五方之民”的说法最早见于战国史籍，从史籍中来看，是既有地域之分又有血统之分，甚至还会有文化之分。

但是问题就在于此，这三个指向是没办法混为一谈的。举个例子，按周人说的“五方之民”，则华夏族在地理上肯定应该是指河南洛阳，因为《何尊铭》里周武王有言“宅兹中国”——雒邑（即洛阳）是无可否认的天下之“中”。

可是，问题来了：假如只有洛阳人或指河南省的人才是华夏族，那么来自陕西的周人岂不是西戎？

这就好比我这个广东人骂广东人“死南蛮子”一样。

简直就是傻逼 白痴 弱智再 神经病。

可见，“五方”也好，“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也好，是不可能同时指地域与血统之分的——两者只居其一！

哦不~精确地说，是在同一种语境里，只居其一。

解开谜底还是得被最早用来标识“华夷之别”的“夷”字说起。

二、【“夷”字的由来与“东夷”的由来】

“夷”这个字和“狄戎蛮”的用法很不一样，例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孔子向郯子学习古代官制时曾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又《孟子梁惠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还有更早的史籍《尚书》的《书大禹谟》：“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很明显，这里的“夷”就脱离了方位指向——事实上，不但是“夷”，连“蛮”字也有这种情况，如《周礼·职方司》（职方，周代掌管地图部门官员）“四夷八蛮”之说法——这里的夷与蛮都脱离了具体的方位指向，与上面的“四夷”一样，只有血统的定义，而没有具体方位的定义，这就是笔者前面说的‘’在同一种语境里，只居其一”。

就是因为那些专家们混淆了这个细节，才会出现“东夷文化说”的愚蠢理论。

［五方之民］：此句的定语应是“民”，即被统治的非华夏族；

［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此句的定语就是东南西北，即分布在四个方位的那些被统治的非华夏族，而不是只要不是在生活天下之“中”里的人就是非华夏族。

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到了汉代时，云贵川的少数民族又被汉人统称为“西南夷”，而更有力的证据是今天我们“56朵花”里的彝族。

彝族同胞本来就不叫“彝”，而是就是叫“夷”族或夷人，后来才改作彝族：新中国建立后，彝族的少数民族代表提出“夷”带有封建社会“华夷之别”的歧视性，因此建议国家给他们改名字，于是毛主席便创造性地从中华字库里“拿”出了这个“彝”——因为“彝”字的“房子”下面有“米”又有系，有吃有穿，代表日子富裕，彝族代表听了很满意，从此就被正式定为统一族称。（同样的例子还有“獞”族改壮族）

好了~上述的分析其实已经基本上可以推翻“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血统的说法了。不过，为了更加全面透彻，所以笔者还是继续深度分析下去吧~说回“夷”字，从周代往前推，即周前，也就是殷，也就是甲骨文——汉字的起源~哦不~正确点说是：甲骨文应该是“成型汉字的起源”。

为什么呢？后面笔者会解释，先从殷商说起，就是甲骨文里的“夷”字。

二、【甲骨文里的“夷”字】

首先，比较好玩的是被学者们认为是东夷人的殷人，在被他们发扬光大的甲骨文里，殷人从未有过什么鬼“东夷”的说法，夷就是“夷”，不分东西南北，比如山东的殷人叫“夷”， 可是淮河流域也有“夷”——这就是后来周代时的“淮夷”与“徐夷”。

​而从殷人的“用牲”记录看，甲骨文里“夷”经常与“尸”混用，这就有力地说明了，殷人眼中的“夷”一开始是无地域之分的，就是殷人的人殉贡品里“人牲”——这又狠狠地抽了那些不学无术的学者们一耳光，如果殷商文化是东夷人创造的，那殷人自己把自己归类为“牲口”，这特么不是神经病又是什么？

好吧~可能又会有人说了：“东夷可能的确不仅是指东方，也不是指血统，但殷人和‘夷’却关系密切”。

这个推论，因为受“东夷文化说”的影响，在网上还有挺有市场的。他们的推论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殷人确实发祥于东方，所以按照一般的“人性本位论”—— 一部分东夷“上了岸”建立了商朝，所以看不起那些没上岸的同胞，藐称其为“夷”，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可能存在的。

恰巧的是，今天的基因学已经证明了汉藏族同源，约在6000年前分家，而汉藏没分家前就是古羌族——在陕西发祥的周人确实也叫自己的祖先为“羌”—— 于是，在这个理论逻辑的催生下，网上竟然出现了一种更新奇的理论，即“纣王伐东夷，乃同室操戈，为周人所趁”。

这尼玛的。。。。脑洞大大的开啊。。。。

这样子看来，不彻底解开“夷”的来源，是搞不清楚中华民族的起源的了。

那就只有再往前推，甲骨文之前，还有没有“夷”的记载呢？

有，那就是传说中的“骨!刻!文”——甲骨文的前身。

​

三、【真正最早的最早的汉字“骨刻文”里的“夷”】

虽然甲骨文本身也很原始，与后来周代的“金文”和秦代的秦篆差别很大，但是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已经有五六千个字，这么庞大的数量有限说明殷人总甲骨文前可能已经有一种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存在——是的，正如“甲骨文之父”推测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1500年以上的结论一样，

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前身“就是骨刻文。

正是因为它与甲骨文一样是象形文化文字，所以笔者前面才要说甲骨文“只是成型汉字的起源”，这个定义不是我的一家之言，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1、骨刻文的文字数量很少，虽然也可能是还没大批量的发现；

2、但是，从其辨识度看来，骨刻文是无论如何都和甲骨文有较大差别的——因为即使是对甲骨文没任何研究的普通中国人，都能用”目测“随便认出几个字——这一点确实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万年一系”的延续性~简直是逆天！

但骨刻文就不行了，没有专业知识的话就很难认出来。如图：

​最右边那排就是骨刻文。

然而，还是有人研究到了，根据丁再献、丁蕾著《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一书指出，“华”与“夷”字在龙山文化的骨刻文里已经有了雏形（此书名字里的“东夷文化”也是二逼，根本就是某些山东专家想搞“正统工程”而刻意引用的，对不起，此处开个地图炮，容后再解释）。

说到骨刻文里的“夷”啊…………” 慢着慢着！有人又会说了：“骨刻文不是还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吗？怎么能认为它就是文字呢？”

的确，骨刻文目前确实在学术界里还属于被束之高阁的一个极冷科目，因为有的人认为，那是镌刻在石头、树木、动物骨头（刻字的载体）上奇奇怪怪的“字体”其实只是经年累月的裂变纹理而已。

再看一次，的确是很像纹理：

​然而，真理只有越辩才会越明——拒绝讨论是出不了真知的，一起来看看《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一书里的释读：

​

​

​

​显然，如果说某些骨刻文是“自然界的杰作”，这并不稀奇，也完全有可能，但是在如此多的“杰作”面前，则说全是纹理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已然证明，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最开始的源就是从“画画”中演变出来的，所以骨刻文完全有可能是甲骨文的前身——啧啧~华夏先祖实在是很有美术天赋挖~

好吧，言归正传：”夷“字的终极大揭秘——真相大白！请看下图：

​图中字的顺序形态变化依次是：骨刻文→甲骨文（的”人“字）→甲骨文的” 夷“→周代金文→秦篆。《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的作者根据甲骨文里”人方“与”夷方“有时候会通用的情况而将“夷“字推导为在古山东话里（即大约是龙山文化时期），”夷“是”人“字的转音。

这个”脑洞“笔者实不能认同，因为太缺乏相关印证了。

但是从象形文字“形象“与”形意“的理念来看，倒是可以肯定” 夷“字肯定是来源于”人“，因为就是等于一个”人“字 ”一“（一横）嘛，这个不需要专业知识是个中国人都能看出来。

如此，则再加上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提出的 ”从大从弓“的观点来看，不能完全肯定” 夷“字中间那个”弓“字在殷代时就是指弓箭，因为甲骨文中的”弓“字是这样写的：

​但是，由于甲骨文中的“方”的定义以及“夷牲“的用途，则完全可以推断殷人的“夷”100%指比自己更落后的族群，至于是不是和殷人有血丝关系或有密切联系，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了。但是，我只能说，利用今天的科学知识我们是可以得出个大概的答案：

1、在那个时代，殷人不可能可以分辨出哪些“少数民族”和自己的先人有没有血缘关系——别说那个时代，就是上文提到的开国时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把从外表和文化看起来和彝族同胞差不多的各“支族”也归类为彝族。

他们凭的就是“观感”以及彝族同胞自己的认同。

2、也所以周代《礼记王制》中称的“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也100%，哦不~是200%不可能根据血统血缘来分辨，而是基于“观感”与当时对这些“看起来”和自己不像的所谓“少数民族”按照当时的某种认知给起了上述那些名字，例如“戎”又有“犬戎”这些“类兽”的歧视称谓，又有和北狄合称的“戎狄”，还有按地理的什么“山戎”“北戎”。

“夷戎蛮狄”还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等。

毫无疑问：古人就是拍脑袋，瞅着像就是了，我管你是什么血统，因为根本就分不出。

如果周人都会分辨种族，那他们就不会不知道西羌是自己的祖先了。

【大总结】

1、所谓“夷戎蛮狄”根本就是古人自己凭感觉的定义，至于这些“族群”是叫什么名字，它携带什么基因，到底是哪一种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概念！

2、“夷戎蛮狄”既有地域指向也有文化指向，也血统指向，但这个所谓“血统”就是古人靠猜的。而至于什么时候是指地理，什么时候是指文化，史籍中只要是初中生都能分辨出——也所以，即使在没有分子人类学的过去，专家们也不该犯这样的错误，以讹传讹了几十年，搞出“文化起源”的“主权争议”与“人种起源”的“血统争议”的流弊，实在恶劣！！

3、龙山文化——这个山东古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中的DNA检验已经证明了它就是汉人，所以，就算是那时候山东有“夷”人，但他们至少在文化上和龙山人不会是一类人，所以，得出龙山文化属于“东夷文化”的结论纯粹是白痴推论。

 4、最后一句：当年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也好，还是其它各种史籍中记载的“冷门夷族”，一句话，就是今天的我们说的少数民族。

所以，请你们立即停止“东夷文化”说法！谢谢！

​

#上课#【楚人确是“黄帝”后裔及解开周楚世仇之由来】

以前看史书时，总觉我大汉天子竟然是来自“南蛮”之地的楚国，这让人多难以启齿呀，对不？虽然史书说我汉高祖的祖上乃魏国人，可是如此巧合，让我都不好意思了……

况楚人还有以南蛮而自居的历史记录——“我南蛮也，不受中国之谥号”（楚王熊渠）。而且楚国在西周时很不受周天子欢迎，不仅没有诸侯的侯爵位（只有子爵，见周天子时不准与诸侯同列），还要被四任周天子连番攻打，长期的歧视和欺压打压，逼的楚人最终“脱周”——自立为王，楚是两周中最早“揭竿而起”的一方方国，并从此拉开了周楚的千年世仇，这段心酸史有多少人还记得？

以上种种，都给人一个感觉，即若说楚人不是中原诸国眼中的蛮族，似乎很难以叫人置信……

没想到，今天真的能证明了.......

先来看看笔者的解析。

一、“芈”姓

这个“芈”，是指羊“miemie”叫的声音的意思，与汉藏族的共同祖先古羌人的“羌”字同指“羊”义，而楚人又有传说自己的远祖之一“陆终”，这位祝融之后“曾娶鬼方女为妻”的记述。

可见，楚人与羌族关系密切，这就说明楚人的祖先很可能来自西方了。

先来简单科普一下，为什么黄帝会来自西边。

《竹书纪年前编》曰：“太昊庖羲氏，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国语·晋语四》注：《世本》原著载“少典娶于有蟜氏的两个女儿，分别生黄帝、炎帝（神农氏），曾祖母华胥氏。”

华胥氏：是目前可查的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的中华“第一母”——第一位母亲。

​骚瑞，因为上古历史记载得太混乱了，所以我只好用这么多个最早形容。

诚然， 华胥氏的故事也是出自神话，最早见于《列子·黄帝》：“黄帝梦游华胥国，华胥之人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好。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所利害……”。

在列子的笔下， 华胥氏所在的国“华胥国”，是黄帝心中的理想国，这里面当然是列子自己编撰的、或不知道他在哪里听回来的，不过由于人类的起源已经被证明确实是“夏娃说”（即7万年前那个东非妈妈）。那么，中华民族，即古华夏族当然也应该会有一个共同的母亲。

所以，中华民族真正的起源不是黄帝，而是就是这位“生下了”所有中国人的华胥氏（它也可能是一个部落，但不管如何，部落的创始人或领袖肯定是我们最早的“中华妈妈”）。

她，姓风——所以，可以说华夏族的姓就是风姓。

华胥氏的故事就介绍到这里，之所以要讲到她，就是因为要解释楚人与黄帝的关系 ，所以不得不提到华胥氏。上面已经说了，国内外的分子人类学专家已经证实了华夏族起源于我国西北（甘肃渭水），那么，史学界与考古学界一般公认的华胥古国位于陕西蓝田县的结论，无疑更具说服力了。

​总而言之，不管是“ 华胥氏”还是“黄帝”，肯定是来自西北：楚人的“芈”姓及与羌人的姻亲关系，与黄帝来自西边，且其部族曾与羌人通婚的历史拥有同样的脉络纹路。

二、楚人来自西边吗？

让楚人自己来说吧~

“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迁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甹，从及之盘。爰生[纟呈]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并戈]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

上面这段字历史咯~出自这个“宝贝”，如下图：

​《楚居》，楚国自己修的官方史料，这个地球上没有人比它更权威了。

这段文字是讲楚国的先社“季连”的事迹的，关于这一段文字，因为信息量太大，笔者就不展开分析了，而且恐怕也不够水平，请大家看下面这个链接里，一篇极期强大的释读：

清华简《楚居》楚之族源解读

看完这篇雄文后的朋友估计会和我一样感到震撼，它所释读出发的几点，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

1、黄帝的具体事迹（非神话也非传说）首次得到官方（楚国官史）确认，证实了黄帝确有其人，但它首先是一个部落，其次是这个部落的N世继承者里有一位“轩辕氏”，约生活在公元3500年前的陕北，而这位“黄帝”才是我们口口相传中那位“战蚩尤”、“并炎帝”的中华“人文始祖”的黄帝。

这一点完成“毁”了我们几千年以来的“三观”，不过虽然这位作者用了很多来自《山海经》的引证，然而毕竟《楚居》是官方所修史书，既然都对得上，则可信度无疑是很高的。因为，《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我是指这些故事的流传）与《楚居》的成书年代恐怕不比我们离唐宋要近多少。

更重要的是，他的结论还是植根在国家的那些专家的研究里。

2、楚人先祖，即出自“黄帝”（原始部族）的颛顼的高阳氏，最早确实是和黄帝部落住得很近，大体在今天的西安临潼与蓝田县一带。

3、后楚人先祖自陕西“桥山”迁出并被尧大帝征调去疏通汾水，期间分出了三支，一支去了太行山南侧，一支去了进入黄河南建立“郐国”，最后一支继续东进来到山东建立了“微国”，这就是楚国人所尊的第一个先祖“季连”所到的落脚点。

​4、季连登场：又“毁三观”——他居然参与了殷商武丁的“夺权”行动，这侧面解释了为何武丁作为“王子”却曾经被流放民间以及在《史记》中那位神秘的武丁的“谋士”——一名奴隶，叫“说”，有传他叫傅说，即商武王丁后来的宰相。

我以前一直就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十分可疑，话说他的故事和姜子牙的故事真像，同为奴隶，巧得是所辅佐之王皆谥“武”。

5、正是因为楚人先祖曾助殷武丁夺得王位，所以，楚人才终于出人头地，而且楚人先祖季连还迎娶了商武王赐予的女子——“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

楚人的先祖原来就是传说中的“当上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励志典型！

好吧，殷商甲骨文里的那个“妇楚”之谜终于解开了，原来是指“嫁女予楚人”的意思。

 而《甲骨文合集》（34220）里那句"岳于南单，岳于三门，岳于楚”也解开——和皇帝做邻居去了。

还有《诗经•商颂•殷武》篇：“维女荆楚，居国南乡”也解开了——此处的“国”不可能指秦汉大一统以后的“中国”之范围，因此此处的“南”也当不可能指我们今天说的“南中国”，因为殷商最强大的时候也没有能越过楚地，所以此处的“南乡”就不可能指后来的楚国。

​故，此时的楚人还未南下。

6、但是正如”好花不常开“一样，”好运不在来“，随着殷商的没落，统治的动荡，季连所建立的微国被商朝第29任君主文丁所灭，夺其国赐予了自己人：微子启，即被今天某些“殷粉 ”视为万古第一冤，千古第一圣帝的商纣王的庶兄——此公命好，周代商后又给他封了宋国。

至此，黄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楚人的第一代创业故事即宣告结束。

他们，又开始流浪了，如《楚居》所言，到达了”荆宗“，如《清华简《楚居》楚之族源解读》一文作者指出， ”荆宗“应是河南辉县，而楚人之名得来，如文中所述，是因为楚人先祖母熊丽难产，剖腹产后巫师用荆条绑其肚腹（可能是想抢救）而得名，为怀念这位受苦难折磨而死的祖母的同时，楚人开始称自己的族名为“楚”，故史书中，楚人自称自己是“楚”也是“荆”。

同时，心怀壮志，正式给自己取熊氏，以继承微国末代君主穴熊。

三、楚国的正式诞生

上天对楚人不错，楚人也确实够聪明，在以季连首的第一代创业故事以惨败告终以后，他的后人很快便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巅峰。

“楚子来告”——这也是一条甲骨文，不过就不是来自殷商的了，而是即将取商而代之的大周。

【周原甲骨】1977年陕西周原考古队从岐山凤雏村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窖穴中得到的大量卜甲、卜骨,在周人甲骨中是迄今以来空前规模的发现,对于商周历史以及周代初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资料。关于这批甲骨的时代背景、作者、特色、分期以及所反映的殷周历史关系等问题,徐中舒教授的《周原甲骨初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和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已经作了论述。当然,研究工作还是在开始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历史学、考古学工作者去探索。 

《周原甲骨H:,83片》卜辞有三行十字曰：“ 今秋 楚子来告 父后哉”。

​据甲骨文文专家考证，这条卜辞的主使者是周武王的父亲文王，对上了太史公的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鬻熊子事文王”，意思为“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这位东进楚人末代微国国君穴熊的后代，后来做了周文王的“火师”（祭祀时手举火把的人，可见德高望重），并辅佐了三代帝王。

他的曾孙熊绎，就是楚国的开国君主，所受封之地正是后来的“楚蛮”之地，即丹阳：

​在这里，楚人将开始他们的800年创业事迹，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央视的纪录片《楚国八百年》。

四、两个“楚国”与周楚世仇之谜底

下回分解，睡觉。

总之，终于搞清楚了，楚人不是南蛮。

​

​

#上课#【楚人确是“黄帝”后裔及解开周楚世仇之由来】

以前看史书时，总觉我大汉天子竟然是来自“南蛮”之地的楚国，这让人多难以启齿呀，对不？虽然史书说我汉高祖的祖上乃魏国人，可是如此巧合，让我都不好意思了……

况楚人还有以南蛮而自居的历史记录——“我南蛮也，不受中国之谥号”（楚王熊渠）。而且楚国在西周时很不受周天子欢迎，不仅没有诸侯的侯爵位（只有子爵，见周天子时不准与诸侯同列），还要被四任周天子连番攻打，长期的歧视和欺压打压，逼的楚人最终“脱周”——自立为王，楚是两周中最早“揭竿而起”的一方方国，并从此拉开了周楚的千年世仇，这段心酸史有多少人还记得？

以上种种，都给人一个感觉，即若说楚人不是中原诸国眼中的蛮族，似乎很难以叫人置信……

没想到，今天真的能证明了.......

先来看看笔者的解析。

一、“芈”姓

这个“芈”，是指羊“miemie”叫的声音的意思，与汉藏族的共同祖先古羌人的“羌”字同指“羊”义，而楚人又有传说自己的远祖之一“陆终”，这位祝融之后“曾娶鬼方女为妻”的记述。

可见，楚人与羌族关系密切，这就说明楚人的祖先很可能来自西方了。

先来简单科普一下，为什么黄帝会来自西边。

《竹书纪年前编》曰：“太昊庖羲氏，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国语·晋语四》注：《世本》原著载“少典娶于有蟜氏的两个女儿，分别生黄帝、炎帝（神农氏），曾祖母华胥氏。”

华胥氏：是目前可查的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的中华“第一母”——第一位母亲。

​骚瑞，因为上古历史记载得太混乱了，所以我只好用这么多个最早形容。

诚然， 华胥氏的故事也是出自神话，最早见于《列子·黄帝》：“黄帝梦游华胥国，华胥之人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好。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所利害……”。

在列子的笔下， 华胥氏所在的国“华胥国”，是黄帝心中的理想国，这里面当然是列子自己编撰的、或不知道他在哪里听回来的，不过由于人类的起源已经被证明确实是“夏娃说”（即7万年前那个东非妈妈）。那么，中华民族，即古华夏族当然也应该会有一个共同的母亲。

所以，中华民族真正的起源不是黄帝，而是就是这位“生下了”所有中国人的华胥氏（它也可能是一个部落，但不管如何，部落的创始人或领袖肯定是我们最早的“中华妈妈”）。

她，姓风——所以，可以说华夏族的姓就是风姓。

华胥氏的故事就介绍到这里，之所以要讲到她，就是因为要解释楚人与黄帝的关系 ，所以不得不提到华胥氏。上面已经说了，国内外的分子人类学专家已经证实了华夏族起源于我国西北（甘肃渭水），那么，史学界与考古学界一般公认的华胥古国位于陕西蓝田县的结论，无疑更具说服力了。

​总而言之，不管是“ 华胥氏”还是“黄帝”，肯定是来自西北：楚人的“芈”姓及与羌人的姻亲关系，与黄帝来自西边，且其部族曾与羌人通婚的历史拥有同样的脉络纹路。

二、楚人来自西边吗？

让楚人自己来说吧~

“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迁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甹，从及之盘。爰生[纟呈]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并戈]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

上面这段字历史咯~出自这个“宝贝”，如下图：

​《楚居》，楚国自己修的官方史料，这个地球上没有人比它更权威了。

这段文字是讲楚国的先祖“季连”的事迹的，关于这一段文字，因为信息量太大，笔者就不展开分析了，而且恐怕也不够水平，请大家看下面这个链接里，一篇极期强大的释读：

清华简《楚居》楚之族源解读

看完这篇雄文后的朋友估计会和我一样感到震撼，它所释读出发的几点，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

1、黄帝的具体事迹（非神话也非传说）首次得到官方（楚国官史）确认，证实了黄帝确有其人，但它首先是一个部落，其次是这个部落的N世继承者里有一位“轩辕氏”，约生活在公元3500年前的陕北，而这位“黄帝”才是我们口口相传中那位“战蚩尤”、“并炎帝”的中华“人文始祖”的黄帝。

这一点完成“毁”了我们几千年以来的“三观”，不过虽然这位作者用了很多来自《山海经》的引证，然而毕竟《楚居》是官方所修史书，既然都对得上，则可信度无疑是很高的。因为，《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我是指这些故事的流传）与《楚居》的成书年代恐怕不比我们离唐宋要近多少。

更重要的是，他的结论还是植根在国内的那些专家的研究里。

2、楚人先祖，即出自“黄帝”（原始部族）的颛顼的高阳氏，最早确实是和黄帝部落住得很近，大体在今天的西安临潼与蓝田县一带。

3、后楚人先祖自陕西“桥山”迁出并被尧大帝征调去疏通汾水，期间分出了三支，一支去了太行山南侧，一支去了进入黄河南建立“郐国”，最后一支继续东进来到山东建立了“微国”，这就是楚国人所尊的第一个先祖“季连”所到的落脚点。

​4、季连登场：又“毁三观”——他居然参与了殷商武丁的“夺权”行动，这侧面解释了为何武丁作为“王子”却曾经被流放民间以及在《史记》中那位神秘的武丁的“谋士”——一名奴隶，叫“说”，有传他叫傅说，即商武王丁后来的宰相。

我以前一直就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十分可疑，话说他的故事和姜子牙的故事真像，同为奴隶，巧得是所辅佐之王皆是“武”王。

5、正是因为楚人先祖曾助殷武丁夺得王位，所以，楚人才终于出人头地，而且楚人先祖季连还迎娶了商武王赐予的女子——“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

楚人的先祖原来就是传说中的“当上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励志典型！

好吧，殷商甲骨文里的那个“妇楚”之谜终于解开了，原来是指“嫁女予楚人”的意思。

 而《甲骨文合集》（34220）里那句"岳于南单，岳于三门，岳于楚”也解开——和皇帝做邻居去了。

还有《诗经•商颂•殷武》篇：“维女荆楚，居国南乡”也解开了——此处的“国”不可能指秦汉大一统以后的“中国”之范围，因此此处的“南”也当不可能指我们今天说的“南中国”，因为殷商最强大的时候也没有能越过楚地，所以此处的“南乡”就不可能指后来的楚国。

​故，此时的楚人还未南下。

6、但是正如”好花不常开“一样，”好运不在来“，随着殷商的没落，统治的动荡，季连所建立的微国被商朝第29任君主文丁所灭，夺其国赐予了自己人：微子启，即被今天某些“殷粉 ”视为万古第一冤，千古第一圣帝的商纣王的庶兄——此公命好，周代商后又给他封了宋国。

至此，黄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楚人的第一代创业故事即宣告结束。

殷人的这种行为在当时再合理不过了，甲骨文里商王朝对外发动的战争几乎都是为了抢夺奴隶的，因为奴隶就是那个时候最大的财富——奴隶主自己不干活，没有奴隶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微国有功而无过）再正常不过了。

总而言之，《楚居》既然是楚人自己修的官方史料，那么可信度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故事剧情。至于地名与我们今天的地名是否是一回事，则另当别论，但由于推测大概合理，暂可信之。

关于楚人迁徙的路程有人做了一张图：

​楚人——这个将来要取得中华大地的族群，又开始流浪了，如《楚居》所言，他们的下一站是”荆宗“，《清华简《楚居》楚之族源解读》一文作者指出， ”荆宗“应是河南辉县，也有如上图那样指陕西商州的，总之，那时候楚人应该还没有南下。

而楚人之名得来，如文中所述，是因为楚人的一位先祖母难产，剖腹产后巫师用荆条绑其肚腹（可能是想抢救）而得名，为怀念这位受苦难折磨而死的母亲的同时，楚人开始称自己的族名为“楚”，故史书中，楚人自称自己是“楚”也是“荆”。

同时，心怀壮志，正式给自己取熊氏，以继承微国末代君主穴熊。

三、楚国的正式诞生

上天对楚人不错，楚人也确实够聪明，在以季连首的第一代创业故事以惨败告终以后，他的后人很快便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巅峰。

“楚子来告”——这也是一条甲骨文，不过就不是来自殷商的了，而是即将取商而代之的大周。

【周原甲骨】1977年陕西周原考古队从岐山凤雏村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窖穴中得到的大量卜甲、卜骨,在周人甲骨中是迄今以来空前规模的发现,对于商周历史以及周代初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资料。关于这批甲骨的时代背景、作者、特色、分期以及所反映的殷周历史关系等问题,徐中舒教授的《周原甲骨初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和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已经作了论述。当然,研究工作还是在开始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历史学、考古学工作者去探索。 

《周原甲骨H:,83片》卜辞有三行十字曰：“ 今秋 楚子来告 父后哉”。

​据甲骨文文专家考证，这条卜辞的主使者是周武王的父亲文王，对上了太史公的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鬻熊子事文王”，意思为“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这位东进楚人末代微国开始正确把“熊”作为楚人的氏。他后来做了周文王的“火师”（祭祀时手举火把的人，可见德高望重），并辅佐了三代帝王。

他的曾孙熊绎，就是楚国的开国君主，所受封之地正是后来的“楚蛮”之地，即丹阳：

​在这里，楚人将开始他们的800年创业事迹，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央视的纪录片《楚国八百年》。

四、两个“楚国”与周楚世仇之谜底

下回分解，睡觉。

总之，终于搞清楚了，楚人不是南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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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虽辉煌，但东南并非无光/兼论盘龙城不是早商——看央视[楚国八百年]有观》

文/无风即风

#上课#【楚虽辉煌，但东南并非无光/兼论盘龙城不是早商】首先，《楚居》的意义还是被低估了，首先一起来看看《楚居》的全解读——楚国官方所修的楚人祖先季连的纪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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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中，楚受损是最小的，所以无论是人口还是史籍都保留颇多，目前出土文献里楚简稳居榜首，因此楚史对我们当代人研究先秦史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从目前可追溯的史料来看，也可看出楚人是最早南下的中原大族，因此楚人不经意间缔造中华大地史上第一次的民族融合。而《楚居》中明确勾勒出了一条从西（陕甘）望东（河南）再往南（楚淮）的民族迁徙路线，这条线路后来成为中华大地上的历次大动乱的标准路线，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从楚国开始的。

但是，央视的《楚国八百年》还是言之缺祥的，其实，在楚人南下前，华夏大地的东南方也有璀璨的文明，甚至和中原文明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一、【良渚遗址】距今5300-4500年左右，历史悠久跨夏商，比肩黄帝与唐尧，是长江下游的代表性遗址，总面积达290万平方米。拥有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古城建筑已具完整的宫城、王城和外郭城的综合结构——说明已经进入王国模式。

​经由DNA检测：良渚文化的缔造者为古侗傣（壮）族，携带与汉人不同的O1基因。

二、【盘龙城遗址】内城1.1平方公里，外城2.5平方公里的——妥妥的上古巨无霸，距今3500年前，约在晚夏与商初。

关于测年，专家说：“盘龙城下层年代测定为BC 1870—前1800年间。盘龙城一期的时间相当于石家河晚期，比偃师二里头一期（公元前1750）约早百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古学界里吵的哄哄闹闹且持续几十年的“二里头夏都说”，因二里头遗址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断代结果有150年的差距（但是，C14测年不能排除 ± 50-200年的误差），所以考古学家不把二里头当夏朝，连夏代（年代）都不使用，只称“早商”或“先商”。

也所以，盘龙城也被冠以“早商”，听说某些专家已经开始进行“早商名城——盘龙城”的演讲和专题讨论准备，在他们的“引领”下，地方领导也开始斥资准备打造“早商名城”。

对此，插句题外话：基因与考古我都是外行，但是我认识字，能看懂书本，不得不说，从没发现哪个殷商史料有相关记载其势力范围曾及于长江流域。相反，有一条甲骨文卜辞这样写着：“乙巳卜,叀西隹夷，宜炔罚瑓，宾恳摹?辈”。

经分析，卜辞“隹夷”就是文献中的“鸟夷”。此“隹”字作一水鸟和一弯曲河流，说明在水域（甲骨文里《殷虚书契后编》下·36·6隶释为）。

这条卜辞说明：殷商的势力范围不太可能越过长江——这是疑问（1）。

（2）《竹书纪年》载："（夏）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商代黄夷已在淮水之滨建立国家，卜辞中有"伐于黄尹二羌"。

在发现盘龙城遗址的武汉黄陂区，据史料记载，夏商周时期都有一个叫“黄国”的国家。更重要的是，甲骨文里还记载着长江流域的多个小夷国，都在长江流域。

（3）又有专家称盘龙城遗址“是首次发现大规模外城向外扩张的特征”——初期勘探发现的外城地基不比主城小。

而盘龙城：比安阳殷墟面积还大2倍！！

（4）盘龙城遗址有超过殷商的辉煌青铜文化——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同时期最庞大，比偃师商城，二里头三、四期，郑州商城（二里岗商文化）出土的青铜器总和还要多，形制也更古老，品种更丰富！

（5）盘龙城完全按宫殿结构设计。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5大前提下，仍然有考古学家称“其遗址下限符合商王武丁南征的年代”——请问专家：上限遗址呢？又自动无视了？

有专家对此反驳：“将盘龙城与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文物进行比较，盘龙城夏代文化的年代应早于二里头。因此，不是殷商南下影响盘龙城，而是盘龙城北上影响殷商”。

最后，对于盘龙城的墓葬人口基因，似无相关调查。
故，暂时无法确定它到底是谁创造的。

笔者在此提供一个史料，为有兴趣者提供解读另一个视角：【西周昭王期间攻“楚”，主战场就在盘龙城一带，虽昭王溺毙，但西周出土器皿记载此次出征回来后有“孚金”、“赐金”、“有得”等字眼——昭王攻楚的真正目的】。

早已有人考证出，江汉平原在古代是铜矿产地。
这侧面反映了：盘龙城实际上比殷商更早进入青铜时代。

所以，请专家解答一下：殷人在离他们都城那么远的地方弄个比自己的都城还大的王城到底是要干什么？？？如果不是殷商缔造的盘龙城你是不是就不会说人话？？？

三、【吴城遗址】距今3500年，位于今江西省樟树市，属古句吴国，遗址面积2000余平方米，虽小，但出土完整的石器、青铜器、陶瓷与玉器等文物达4000余件，刻化陶文或符号200余个，几何印纹陶纹样40余种。

​经检测，同样来自O1基因，也有汉人。

四、总结：
无可否认，中原文化为华夏文明之代表，汉人也为中华民族之代表。 

但是，当我们面对不输于夏商的良渚文化与盘龙城时，是否该想想几个问题：

A、明明是夏代，何来早商？？

B、“殷商城郭”的论据到底在哪？

C、最早中国就等于最早的中原吗

D、不应该是“最早的中国文化”吗？

E、一定要是O3的汉人基因才叫中国人？？？

一句话，To某些专家：
你们真要认认真真向当年南下的楚人好好学习一下。 ​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王熊渠

叫你不能混淆中华文明与华夏族，不是叫你非华即蛮。

​

《从萨德危机看更大的“危机”：文化缺失的致命伤害》

文/无风即风

#无风与文化自信#【从萨德危机看更大的“危机”】文化自信很重要，一如生活中，只有自信的人才能给人力量一样，只要不是盲目自大，那么自信便可以产生过人的魅力，能让他人信服于你。经典动漫《叮当》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胖虎孔武有力野性大胆，小夫家境殷实聪明绝顶，但是让静仪心仪的却偏偏不是他俩，而是小民之家且成绩平平又胆小怕事的大雄。

​为什么呢？

正是因为大雄懦弱的性格背后，却有着胖虎与小夫所不及的善良内心和倔强的个性，他胆小却可以在关键时刻表露出不输胖虎的胆略；他鲁钝却可以在关键时刻爆发出不输小夫的智慧。

更重要的是，他天赋一般，却有一颗梦想的心和远大的志向，所以哆啦A梦才选择了他，也所以，他才是主角。

“种竹淇园远致君，生平孤节负辛勤”——苦亦何妨？

一个国家，犹如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真应了星爷那句“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萨德之“祸”，实无意外；韩国之心，亦非“包藏”——或因我失道尔。

有些人总是笼统地用美国经验分析我国存在的经济结构性问题，特别是经济学家，他们说：美国历史上遭遇过十几次比中国严重得多的经济危机，但它每次都能挺过来，可见“大经济体”（指美国与中国这样级别的）不是那么容易崩溃的。

曹德旺的观点也是这样，有升有降很正常。

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种观点就是典型的经济学家的“算数”思维，他们只看到了美国的数据好看，但看不到美国在政治上与我们的政治不一样的地方，美国的经济显然不能只局限于看他们自己的国内数据或只是美国人自己的生产数据。因为美国的经济是全球经济体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它的经济危机就意味着全球世界灾难，它死大家都会一起死。

所以美国每次总是有办法，包括70年代黄金储备不足，美元连续七次发生危机的前提下，明摆着就是想用石油代替黄金以继续美元霸权，但是即使这样，美国入侵中东仍然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或默认，甚至受到今天的OPEC（石油组织）的欢迎，这充分证明了美国在经济上与全球大多数国家是命运共同体。

最根本原因就是美元对国际贸易体系与清算系统的附骨吸髓！简直浑然一体，完全不可剥离！

这是人民币远远都做不到的——至少目前还太远太远！

所以，我们的情况不能与美国的情况类比。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改革红利”——支撑国民信心的最大保障，也是保障全世界“喜欢中国”的必然要素。

我们的GDP的超整增长——经济学上2%就是理想通涨，超过2.5%就叫超高通涨，理论上来说是不合理的。

这也是导致西方一直认为中国要崩溃的一个重要诱因——因为太不合理。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合理”呢？

答：这就要说到中国与美国的另一个最大不同了。那就是超级庞大的人口基数。

就是因为人口基数太大，才需要经济上的超整增长才可以支撑13亿人的内部利益需求。

所以，可以预见：一旦降速太明显或是降得太多，那么我们的人口单位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届时会发生什么事？显然，就是人心惶惶，思潮起伏。

虽然我们的体量与美国的体量一样，完全具备摧毁或给全球带来巨大经济灾难的破坏力，但是由于我们在政治上几乎没和哪个经济体结成坚固的政治同盟，也不见得有多少经济体接受我们的思想文化，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得不说，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文化输出上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简直形同投降般，任由别人虚无我们的历史，殖民我们的文化，摧毁我们的礼仪之邦之形象！

所以，我们自己丢了思想阵地，导致在文化方面与美国对比几乎是压倒性的落后。尽管我们与世界上全部国家在生意方面的关系做得很好，这些国家也深深地受惠于我们，但是，如果有人说我们已经深得他们的人心。那么，我对此打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我们中国有一天陷入困境，世界上那些“朋友”会像当年支持美国那样，

不惜千夫所指也愿意支持我们吗？坦白说：我不太乐观，对此。

别说是对外国人，就是对我们自己人，中国同胞自己，几十年以来都是抱着做生意的理念——我给你好吃的，给你穿好的，给你好玩的，让你过好的。

这就代表人们会感恩图报吗？ 我看未必。

文以载道，​武可安邦，有段时间我们不文也不武，究竟是为何哉？​

​今天韩国部署萨德——这个美国的准殖民地这样做，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我们用19万志愿军忠烈的鲜血换来的北朝鲜也与我们离心离德。

金正恩~这位小同志，​7年来都还不来见“老大哥”，到底搞什么？真是他二吗？

美国可能还有机会咸鱼翻身——当然，我们中国人也从来没想过要和你死我活，但是这个和我们亦敌亦友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我看要他理解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也不是那么容易。

正如要我们中国人理解他们的价值观一样，也不是那么容易。

得承认，世界上有些关系就是很难做到完全捐弃前嫌友好相处的。

很不幸，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就是这种关系。

还是那句：重拾自信，拒绝自我矮化——堂堂大国，要让四方来贺。

​

#上课#【焚书坑儒不可以粗暴理解】任何时候都不要在不清楚事情原貌的前提下自作“主张”

一、“儒”就是“巫”吗？

答：“儒”有两种，不可混之。

（1）《周礼·天官冢宰》载：“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式，有六艺以教民者。”

《周礼》就是宗法礼制，用今天的语言系统就叫“教化”，“六艺”无非两种， 一是同出《周礼》的《保氏》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另一个就是战国末年发展成熟的儒家“六经”：《诗》《书》《礼》《易》《春秋》《乐》。

《周礼》远早于《六经》，故《 天官冢宰 》里的“六艺”当是指周的“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

（2）但是，是儒的同时的确也可以是“术士”，请注意，是“也可以是”，不是“一定是”。

《说文解字》： 儒，柔也。術士之偁。从人需聲。人朱切。

甲骨文中有“儒帝子、儒人、儒师、子儒”的记载——与  帝子、公子、国师并排，可见“儒”在殷商是高贵的职称（即殷的“贞人”）。

这，当然是因为殷商体制是政教合一的原因造成的，在商时，“儒/术/巫”不分。

这就是为什么郭沫若​在他的《全集·历史编》里，批判了部分人误把“儒”当“巫”或“方士”时，却也说到的“虽秦汉之际的儒，和方士已混而为一”。

二、说到“儒”，就是我力推周是我中华文明正朔而反殷商的根本原因

因为，诚如上方所用《周礼. 天官冢宰》  所订：儒与巫开始分开——这就是文明的进步。

《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说得很明白了。

荀子在他的作品《儒效》里将儒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种，每一种都详细论述介绍。

这就说明，至少我们今天所说的“儒”与真正儒家学派里的“儒”，绝不会是方士。

三、焚书坑儒到底有没有“真儒”？

答：当然是有。

“博士”在先秦与秦时是什么职位​自不用讲，然而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李斯对始皇嬴政说的那段话。

显然：“焚书坑儒”的实质其一，是为了统一思想，这没错。但其二：则是法儒之争。

根本原因就在于秦朝是以法家而治国，轻儒诽儒乃属正常事。但在”惑乱黔首”（“ 黔首”即平民）的担忧与恐惧下，秦朝采用了一贯符合他的风格的方法，那就是：灭。

试问：儒生怎么可能可以乱只字不识的“黔首”呢？

当然，淳于越等人确实也是自寻死路，因为“以古非今”，在天下刚刚定鼎的大环境下，没有任何一个开国者会同意的。

至于该不该坑（杀之），则见人见智，本文对此不作讨论。

但是需要厘清的是：

一、“焚书坑儒”之“儒”不全是指方士。

二、依照推测，那“博士七十人”应在内。

三、既所焚之书皆为孔儒经典“《诗》、《书》、百家语者”。

则毫无疑问地表明，所坑之人中，真儒不会缺席。

再次强调声明：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历史是用来总结的，不是用来自慰。

答：什么是历史周期律？什么制度能躲开历史周期律？（一）

文/无风即风

原提问页面，欢迎关注

​“历史周期律”本来的名字叫“黄炎培窑洞定律”，顾名思义，就是指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与毛泽东在窑洞中交流产生的，他当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自古文人皆相轻，无论从出身还是年纪，及于从文从政，黄炎培的资历都远远在毛泽东之上，但结果是这位德高望重的民国先贤与最有名的教育家甫谈便是向润之同志放大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的点睛之笔，然而他当时说这番话的真正目的却在另一句——“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实在是有智慧的人，而且他本来就是比较同情共产党的，在抗战期间的重庆，有一次应沈钧儒之请去参观其子沈叔羊的画展，小沈有一副作品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钧儒当场请黄题词，黄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你看，哪壶不提开哪壶，说明黄炎培十分关注共产党，而且也明显表露出对国民党的不满。

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陈毅曾于1952年的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陈帅立即提起这首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并当场作诗答谢。

由此可见，不难发现黄炎培于延安窑洞中对润芝同志说的那话番话，实有“托孤”之意——“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或曰“问天”？总而言之，黄炎培是真掏出了心窝，并且“毕其一生智慧以吐之”。不愧是滔滔于讲台的人，他不直接讲历史，却引用了拟人法与“拟境法”说出了他在我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发现的“惊天大秘密”。

其实也不是什么“惊天大秘密”了，因为古人早有人察之，如《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还有《孟子·离娄章句下》：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甚至还有更有深度的柳宗元的《敌戒》：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简单理解就是国家与人一样，需要有压力，最好还要有敌人在）——这就是著名的“敌戒定律”，柳宗元的《敌戒》其实是对西汉大才子贾谊《过秦论》的补充和再辨析，因为贾谊在《上篇》中对秦帝国的创业艰难与卓绝奋斗的历史是不吝褒言的。

说到《敌戒》，吾观毛主席一生，发现他最好此道，因为每次“大祸临头”的时候他总是说“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也所以无怪乎只有他一个人能带领共产党绝处逢生。由此可见，“敌戒”的最高层次体现正是共产党人所说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只有临危不惧、泰然处之者方能够起死回生、永远不败。

总之，孟子也好，柳宗元也好，还是黄炎培与毛主席也罢，反正这些人说的话虽然不直接点出，但大体上的意思，都是指出历史周期律发生的原因是“人”，没错，就是人之本身。

所以，毛主席给出的答案是：民主——“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笔者在此要强调一下：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毛主席说的“民主”≠西方民主！

​好吧，本贴不对比中西方“民主”的优劣与不同，故此话题就此打住。

继续：在我的上一个回答中，我说过：“历史周期律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偏重任何其中一方而忽视另外一方的分析与理解都是不靠谱的，是不符合科学思维的”。也所以，我们还要去翻翻“旧账”，去发现客观上的原因。

每个朝代的兴亡，原因总是多样性的，但是既然我们要解答主要问题，则就要首先捉主要原因，所以其它因素先捌开不谈，只谈各朝代亡国之际时，最突出的问题，每个朝代的专属“癌症“！

西汉：外戚专政——够突出了，王莽篡汉，连国体换了都没事。

东汉：宦官专权——两次党锢事件，伤筋动骨，当非一日之寒。

两晋：门阀制度——司马氏得国不正，与阀“共天下“，国实不”国“。

唐朝：藩镇割据——成也开放，败也开放，唐亡于内附之胡。

两宋：奸佞盈朝——高薪养人都养出这么多佞臣，还能有别的原因吗？

明朝：贪污腐败——内忧外患都是浮云，皇帝穷成那样还有啥好说的？

清朝：闭关锁国——看到这里先别吵，请看后文再说，谢谢。

（秦、隋、西晋没算在内，因为只是昙花一现）

以上所总结的各朝代之“癌“可以算是”周期律“中的”律“，即规律，历代很多圣人先贤总结过了，在此也不多说，总之就是上述问题一旦泛滥且得不到解决时，则亡国必有之期！比如，同样是”宦官专权“的明朝。

那么，现在再来看看这些大一统王朝的“周期“：

​每一次一说到“周期律“总看到大多数人着重计算时间，比如军事上虽然孱弱但却能延续国祚300余年的两宋，常常被某些史学家拿来彰显”打破历史周期律“或”达到最大期限“。其实，单看线性时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比如上图中的”平均数“208年，大唐与大明以及清朝就挺过了大半个世纪。所以，周期律的”期“显然不是纯粹的时间计算。

显然，答案就在一个叫“由盛转衰”的成语里面：“日中则移，月盈即亏，物极必反，盛极而衰”《道德经》，李耳老子他老人家早就看透了这个事物普遍存在的真理。正如孟子所提出的“君子/小人”都是“五世而斩”的哲理一样。

没错，任何一个朝代的“历史周期律”都发生在极盛时期，无一例外。

​如汉之“昭宣中兴”（趁汉武之威而成）、唐之“开元盛世”、还有明朝的“隆万之治”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都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我才在我的上一篇回答中说道：“‘历史周期律’就是每一个时代里，在其主、客观及外、内因素等综合原因影响下，必然会发生的由盛转衰的现象。”

好吧，终于绕了这个大大大大的圈子，现在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答案是：

没有任何制度可以躲开历史周期律。

因为，凡是达到了极盛时期，就意味着衰落的开始（注意：毛主席所说的“民主“，更深层次的解读也只是一种理念模式，而不是制度）。

说到这里，我想“有心”的网友恐怕都会难以避免地想到今天的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只差一步——超越美国。

问：我们能超越美国吗？

我想依现在自信心爆涨的国民状态来看，这个答案在大多数人心中是没有悬念的，因为美国也已经过了“极盛时期”——1991年前苏联这家个轰然大物倒塌之后，美国从此完全独步天下，无国可仰其项背！

现在，美国则如坐针毡。美国就等着我们去超越，你还做不到？？？

但是，一个事实却又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无法回避，那就是我们的GDP数据正遭遇着近四十年来的首次常态化缩减：超高速的增长似乎已经终止了。国家也已经明确放出话来了——“不死守某个点”，强哥说的！

这…….是衰退的信号吗？

​我不知道，不敢妄议大政，但我知道我国历史有一句千百年留传下来的不变真理，那就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唐太宗）。还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资治通鉴》）。司马光说：“人之患，在于不读史”。

中国人，要想成为世界第一，就一定要学习历史。

既然“鞋子合穿不合穿，只有自己才知道”，则只有搞懂自己的历史兴衰才能清楚我们现在是不是强弩之末，还是仍然可以“而今迈步从头越“？但是，不管如何都好，我们在重视自己的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全球高度一体化的格局，不再是古代时“唯天朝上国“的世代。

所以，我们在总结自己过去的历史经验时，也不能不学别国的历史经验。

比如：为什么我们自唐之后就再也无法达到盛唐景象？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在朝代内部是很难再发现的。

还有：为什么我们自元末明初开始，就不再是世界第一？

这些也是我上一篇回答中抛砖引玉中留下的疑问。

文章太长，恐阅量少，还是下回分解吧。

​

先来看一堆数字统计：

截止至2015年（后两年我找不到，不过并不影响整体数据统计），联盟的绝杀球平均效率为27.7%，而乔丹季后赛生涯一共投了18个绝杀球，命中了其中的9个，效率高达50%——这方面，不管是次数还是命中率，都是NBA历史绝杀排行榜的最高纪录。

其中，上面还算少了他1997年总决赛第五场的关键球，当天他带病出战（流感），离比赛结束前还有25秒，他命中一记中投，帮助公牛以88:87领先爵士，由于所剩时间>24秒，所以不被联盟所统计，但却被广大球迷所津津乐道。

这个镜头，相信老球迷都不会陌生，是多么的励志，多么的感人.......所以不是我们这些老球迷要找存在感（不屑当今NBA的防守和对抗性，不怕说），而是我真整不明白为何现在的NBA，某个球员还能在场上又跑又跳，只因有某些小伤病不没好，当输了球就拿出来说事，请问这世上有多少动员、终其职业生涯每时每刻都能保持100%健康地站在场上？？

言归正传，以乔丹的15年职业生涯为依据（其实第三次玩票性质的复出中也有4次绝杀，3个来自为奇才重披战袍时，1次来自彻底退役的那年的全明星赛上，这4例暂时忽略不算），每年1.2次绝杀的次数，高居榜首。是当之无愧的绝杀The one!!!

而算了常规赛的，乔帮主职业生涯总绝杀次数（15年）共有51次，其中共命中25球，命中率高达52.03%。

如再加上第三次玩票性质复出后的4次（包括退役全明星赛那次）——即51中29，命中率更是达到惊人的56.8%！！！！

这个数字，比乔丹生涯总命中率49.7%还要高7.1%个百分点！

所以说，帮主不愧是帮主，真是名符其实的定海神针，越难投进的球他就投得越准。同时，也可以想像及推知，若要超越乔丹成就中最难打破的一项——10次得分王，除了保持高出手次数外，命中率才是真正的王道呀亲！！

历史最高的场均30.1的得分显然是因为状态十几年如一日的稳定才能缔造的。

这个门槛真是没法跨过去了，因为真的是地球上都找不到第二个。

更可怕的是，在NBA历史命中率的综合统计中（考虑到有些人命中率奇高，但是职业生涯却过短或投篮次数过少，因此此类情况都不不予统计），排在前十位的都是奥尼尔、卡尔马龙、奥拉朱旺这些中锋或大前锋......例如，和帮主并列历史场均得分榜纪录第一名的张伯伦就是，而后卫，则只有帮主一位！！！！！！！！！

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帮主的恐怖.......只有四个字：额滴神啊！

结论，现在可以肯定是：任何人的绝杀能力与效率都不能与帮主相比，要比的结果只能是被全面吊打到体无完肤！

但是，乔丹的季后赛绝杀命中率却不是最高的。排名第一的是来自活塞五虎中的“小王子”普林斯，命中率高达60%——然而，普林斯一共才出手了5次（命中3次）。

与乔丹并排第二位的是雷-阿伦：12投6中，命中率和乔丹相当，但总出手次数比乔丹少了6次。

仅次于雷.阿伦与乔丹的正是本年度口诛笔伐的詹姆斯：12投5中，命中率41.7%。

第四位是诺维茨基：13投5中，38.5%——步行者的传奇射手雷吉-米勒，和诺维茨基相同。第五位邓肯：13投中4，命中率30.8%。

插句题外话，关于乔丹与科比，还有詹姆斯的比较，真是不吹不黑，每一次我们这些老球迷中的“乔吹”一吹老帮主，就感觉真的“吹”不下去.......因为实太diao了！！！

帮主季后赛绝杀效率之高，命中率之精准，看看其它入围者，真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好吧，那就不和神比，和”人“比，正像上面数据显示的一样：詹姆斯的关键球命中率比雷阿伦这位神射手几无差别，比司机这位神射手还有准，比先天把握大的大前锋邓肯不宁准，那么，为何他总是在最重要的绝杀时刻（没那么重要的他倒是还有多次绝杀，不管中不中，反正是投了）选择传球呢？？？

对于前几天G3的那个传球，如此”神准“的詹姆斯的这套说辞，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不仅因为他面对的是5犯的格林，而且没有人协防~不对，不是没有人设防，而是人家压根就不怎么防他——早在G1结束后，勇士就明确告之天下，为了防止他串联全队，对他个人得分不设防。

虽然，在关键时刻不可能再不防他，但毕竟老詹这边是极具心理优势的，试问一下，被”雪藏“了近半场的格林同志心里会不会想：我TM现在到底是防他突还是防他传好？？？

而且，以老詹的推土机打法，造犯规也是极具优势的，甚至是2 1的可能性都很大。

可是，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虽然库里没有断下老詹传给科沃尔的球，但毫无疑问，库里完全抓到了他的球路，赛后科尔与库里这对师徒道出了真相：

毫无疑问，詹姆斯最后的传球就是妥妥滴地掉进了科尔与库里设下的“圈套”里——本来想“坑”别人的，结果因被人提前所洞悉，反过来“坑”了自己：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从录像回放中可以肯定，库里和科尔说的不是假话，绝对是早就猜到了，没得狡辩！

说到这里，有件事不得不顺带提一下，有些詹蜜喜欢拿乔丹1997年最后时刻跳投时，突然传给科尔，并且后者完成了对犹他爵士的三分绝杀例子为反例，意指乔丹也“甩锅”。

事实上，这些人是在混淆视听：

一个是早料到了所有人都猜不到他会传球。而另一个则是所有人都知道你会传球。

请问：能一样吗？？？

所以说，真不是我们詹黑，而是实在不能接受这个愚蠢的处理，更加不能接受詹姆斯赛后还在故作“有爱”（友爱），还在强调他的所谓“团队精神”，对于自作聪明反误了自己与队友的事，他这摆明就是矢口不认，冠冕堂皇！

好了~不必多说了，一句话：

老詹职业生涯中，屡屡在最重要的时刻——重要三次：是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时刻 发生掉链子（传球或失误），绝对是因为高度的紧张、矛盾、犹豫所导致的的，这反映的就是他怯懦、软弱的逃避心理！！！

虽然麦迪对此不作认同：

但是讲道理，以詹姆斯这种“攻框型”选手，在1V1的前提下，甚至比中投还有把握这是事实。况我前面所统计的数据中，显示他的绝杀命中率并不低，都排到历史第三位了，不是你这个“第三人”上又还能有谁呢？

退一步说，假如你真不想自己投，比如说你体力已经耗尽怕突破后被包夹.......好吧~那你可以让欧文去打，欧文那天状态爆表，在全场中投极度匮乏且三分球一个都没有的情况下，他所得到的38分全部都是用单打来的，而且几乎全部是超高难度的入球，每一次都面对三四个“大汉”，如上半场最后2.4秒的这个：

他从半场运球突破，一直冲到篮下直到打爆对方4个人！完成惊天压哨球。

所以，他状态那么好，当时还有几十秒，为何不运球到前场后拉开了给欧文单打呢？？

让他造个犯规，来个2罚全中后，压力就会回到勇士那边。即使2罚一中，那么也可以用犯规停球，或紧逼防守逼勇士造个抢断和防守反击，都是很稳妥的方法。

作为一名征战NBA多年的老手，难道还不知道三分球没有投中的情况下，前场篮板是很难抢到的，何况那一场库里创纪录地获得总决赛史上后卫为全场球员中最高篮板的事，老詹也不会不知道吧？？？

当比赛所剩无几的时候，谁的手感好，谁的手感不好，谁的把握大，谁的把握不大，这都是球员与教练用屁股都能想得到的事，也是必须要去作出正确选择的事。

詹皇自己不投，又弃用把握2（欧文），选了个把握N！

难道本场”咸鱼翻生“命中了5个三分球的JR不比科沃尔强？

就是一句话：没有担当！太没有担当了！太TM没有担当了！！！

最后，来看看真正有担当的人，是这样的：

开篇谈到的历史绝杀命中率排行榜，垫底的是谁？

没错，就是被誉为最接近乔丹的人——科比.布莱恩特。

科比不仅是历史打铁王，在他的25次季后赛绝杀中，他只命中了7次，效率只有28%，仅略高于联盟的平均水准（27.7%）。

而在生涯绝杀次数中（含常规赛），科比吃饭比詹姆斯才挽回了颜面：

科比62投28中，命中率45%；詹姆斯45投17中，命中率37%——比科比低8%个点。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科比的手感如此之“臭”却为何仍被一众名宿与现役球员一致公认为比詹姆斯更强，更接近乔丹了？？？

不要说我们拿詹姆斯和乔丹比，这话可是他自己本人说的：

但是，请看下图：

还有他的好兄弟——那个为他降薪，为他放弃MVP的“大哥”：

所以，关于詹姆斯为何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的答案，其实应该是：

正常，因为他不是乔丹，对了，也不是科比——那个打铁痴汉。

谢谢邀请，回答完毕。

​

先来看一堆数字统计：

截止至2015年（后两年我找不到，不过并不影响整体数据统计），联盟的绝杀球平均效率为27.7%，而乔丹季后赛生涯一共投了18个绝杀球，命中了其中的9个，效率高达50%——这方面，不管是次数还是命中率，都是NBA历史绝杀排行榜的最高纪录。

其中，上面还算少了他1997年总决赛第五场的关键球，当天他带病出战（流感），离比赛结束前还有25秒，他命中一记中投，帮助公牛以88:87领先爵士，由于所剩时间>24秒，所以不被联盟统计，但却被广大球迷所津津乐道。

这个镜头，相信老球迷都不会陌生，是多么的励志，多么的感人.......所以不是我们这些老球迷要找存在感（不屑当今NBA的防守和对抗性，不怕说），而是我真整不明白为何现在的NBA，某个球员还能在场上又跑又跳，只因有某些小伤病还没好，当输了球就拿出来说事，请问这世上有多少动员、终其职业生涯每时每刻都能保持100%健康地站在场上？？

言归正传，以乔丹的15年职业生涯为依据（其实第三次玩票性质的复出中也有4次绝杀，3个来自为奇才重披战袍时，1次来自彻底退役的那年的全明星赛上，这4例暂时忽略不算），每年1.2次绝杀的次数，高居榜首。是当之无愧的绝杀The one!!!

而算上常规赛的，乔帮主职业生涯总绝杀次数（15年）共有47次，其中命中25球，命中率高达51%。

如再加上第三次玩票性质复出后的4次（包括退役全明星赛那次）——即51中29，命中率更是达到惊人的56.86%！！！！

这个数字，比乔丹生涯总命中率49.7%还要高7.1%个百分点！

所以说，帮主不愧是帮主，真是名符其实的定海神针，越难投进的球他就投得越准。同时，也可以想像及推知，若要超越乔丹成就中最难打破的一项——10次得分王，除了保持高出手次数外，命中率才是真正的王道呀亲！！

历史最高的场均30.1的得分显然是因为状态十几年如一日的稳定才能缔造的。

这个门槛真是没法跨过去了，因为真的是地球上都找不到第二个。

更可怕的是，在NBA历史命中率的综合统计中（考虑到有些人命中率奇高，但是职业生涯却过短或投篮次数过少，因此此类情况都不不予统计），排在前十位的都是奥尼尔、卡尔马龙、奥拉朱旺这些中锋或大前锋......例如，和帮主并列历史场均得分榜纪录第一名的张伯伦就是，而后卫，则只有帮主一位！！！！！！！！！

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帮主的恐怖.......只有四个字：额滴神啊！

结论，现在可以肯定是：任何人的绝杀能力与效率都不能与帮主相比，要比的结果只能是被全面吊打到体无完肤！

但是，乔丹的季后赛绝杀命中率却不是最高的。排名第一的是来自活塞五虎中的“小王子”普林斯，命中率高达60%——然而，普林斯一共才出手了5次（命中3次）。

与乔丹并排第二位的是雷-阿伦：12投6中，命中率和乔丹相当，但总出手次数比乔丹少了6次。

仅次于雷.阿伦与乔丹的，正是本年度口诛笔伐的詹姆斯：12投5中，命中率41.7%。

第四位是诺维茨基：13投5中，38.5%——步行者的传奇射手雷吉-米勒，和诺维茨基相同。第五位邓肯：13投中4，命中率30.8%。

插句题外话，关于乔丹与科比，还有詹姆斯的比较，真是不吹不黑，每一次我们这些老球迷中的“乔吹”一吹老帮主，就感觉真的“吹”不下去.......因为实太diao了！！！

帮主季后赛绝杀效率之高，命中率之精准，看看其它入围者，真的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好吧，那就不和神比，和”人“比，正像上面数据显示的一样：詹姆斯的关键球命中率与雷阿伦这位神射手几无差别，比司机这位神射手还要准，比“先天把握”大的大前锋邓肯都要准，那么，为何他总是在最重要的绝杀时刻（没那么重要的他倒是还有多次绝杀，不管中不中，反正是投了）选择传球呢？？？

对于前几天G3的那个传球，如此”神准“的詹姆斯的这套说辞，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不仅因为他面对的是5犯的格林，而且没有人协防~不对，不是没有人协防，而是人家压根就不怎么防他——早在G1结束后，勇士就明确告之天下，为了防止他串联全队，对他个人得分不设防。

虽然，在关键时刻不可能再不防他，但毕竟老詹这边是极具心理优势的，试问一下，被”雪藏“了近半场的格林同志心里会不会想：我TM现在到底是防他突还是防他传好？？？

而且，以老詹的推土机打法，造犯规也是极具优势的，甚至是2 1的可能性都很大。

可是，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虽然库里没有断下老詹传给科沃尔的球，但毫无疑问，库里完全抓到了他的球路，赛后科尔与库里这对师徒道出了真相：

所以，詹姆斯最后的传球就是100%妥妥滴地掉进了科尔与库里设下的“圈套”里——本来想“坑”别人的，结果因被人提前所洞悉，反过来“坑”了自己：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从录像回放中可以肯定，库里和科尔说的不是假话，绝对是早就猜到了，没得狡辩！

说到这里，有件事不得不顺带提一下，有些詹蜜喜欢拿乔丹1997年最后时刻跳投时，突然传给科尔，并且后者完成了对犹他爵士的三分绝杀例子为反例，意指乔丹也“甩锅”。

事实上是这样的：

一个是早料到了所有人都猜不到他会传球。

而另一个则是所有人都知道你会传球。

请问：能一样吗？？？

所以说，真不是我们詹黑，而是实在不能接受这个愚蠢的处理，更加不能接受詹姆斯赛后还在故作“有爱”（友爱），还在强调他的所谓“团队精神”，对于自作聪明反误了自己与队友的事，他这摆明就是矢口不认，冠冕堂皇！

好了~不必多说了，总结吧：

老詹职业生涯中，屡屡在最重要的时刻——强调三次：是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时刻 发生掉链子（传球或失误），绝对是因为高度的紧张、矛盾、犹豫所导致的的，这反映的就是他怯懦、软弱的逃避心理！！！

虽然麦迪对此不作认同：

但是讲道理，以詹姆斯这种“攻筐型”选手，在1V1的前提下，甚至比中投还有把握这是事实。况我前面所罗列的数据中，显示他的绝杀命中率并不低，都排到历史第三位了，不是你这个“第三人”上又还能有谁呢？

退一步说，假如你真不想自己投，比如说你体力已经耗尽怕突破后被包夹.......好吧~那你可以让欧文去打，欧文那天状态爆表，在全场中投极度匮乏且三分球一个都没有的情况下，他所得到的38分全部都是用单打得来的，而且几乎全部是超高难度的入球，每一次都面对三四个“大汉”，如上半场最后2.4秒的这个：

他从半场运球突破，一直冲到篮下直到打爆对方4个人！完成了难度极大的压哨球。

所以，他状态那么好，当时还有几十秒，为何不运球到前场后拉开了给欧文单打呢？？

让他造个犯规，来个2罚全中后，压力就会回到勇士那边。即使2罚一中，那么也可以用犯规停球，或紧逼防守逼勇士造个抢断和防守反击，这些都是很稳妥的方法。

作为一名征战NBA多年的老手，难道还不知道三分球没有投中的情况下，前场篮板是很难抢到的吗？

何况那一场库里创纪录地获得总决赛史上，已后卫身份成为全场球员中，得到最多篮板的事——骑士的篮板一直都输给勇士，难道老詹也会不知道吗？？？

当比赛所剩无几的时候，谁的手感好，谁的手感不好，谁的把握大，谁的把握不大，这都是球员与教练用屁股都能想得到的事，也是必须要去作出正确选择的事。

詹皇自己不投，又弃用把握2（欧文），选了个把握N！

难道本场”咸鱼翻生“命中了5个三分球的JR不比科沃尔强？

就是一句话：没有担当！太没有担当了！太TM没有担当了！！！

最后，来看看真正有担当的人，是这样的：

开篇谈到的历史绝杀命中率排行榜，垫底的是谁？

没错，就是被誉为最接近乔丹的人——科比.布莱恩特。

科比不仅是历史打铁王，他还在他的25次季后赛绝杀中，只命中了7次，效率只有28%，仅略高于联盟的平均水准（27.7%）。

而在生涯绝杀次数中（含常规赛），科比对比詹姆斯才挽回了颜面：

科比62投28中，命中率45%；

詹姆斯45投17中，命中率37%

詹姆斯生涯绝杀命中率比科比低8%个点。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科比的手感如此之“臭”，却仍被一众名宿与现役球员一致公认为比詹姆斯更强、更接近乔丹了？？？

不要说我们总拿詹姆斯和乔丹比，这话可是他自己本人说的：

但是，显然他的雄心壮志没多少人同意，请看看下图：

还有他的好兄弟——那个为他降薪，为他放弃MVP的“大哥”：

所以，关于詹姆斯为何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的答案，其实也不难回答，就是：

正常，因为他不是乔丹。

对了，也不是科比——那个打铁痴汉。

谢谢邀请，回答完毕。

​

《蒋介石曾亲口承认与已投降的侵华日军共同反共》

文/无风即风

前言：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冈村宁次从蒋介石的《一号命令》发现蒋对日军未指示“受降”，而是命令他与军队“保持现有态势”与“维持治安”的暧昧态度中，嗅到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于是他机智地电复蒋称：“愿听总司令调遣”——这句话表明，他认为自己与百万日军部队仍然处于战斗状态。

所以，1945年8月15日后，多地的伪军与日军明目张胆地并肩作战以拒止前来受降的共产党军队，就不难理解了。

这就是标题里所述的铁般史实，以下将一一真实还原。

『早有前科 』

其实蒋日合作反共早就已发生过，并不是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出现——日军全面侵华前的4年前，即1933年的早夏，由冯玉祥牵头组织，和著名爱国将领及民族英雄吉鸿昌和方振武两位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刚刚击败日伪联军收复西北重镇多伦，正踌躇满志地准备挥师北上收复东三省时，其轰轰烈烈的正义事业就是被蒋介石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联合围剿而终结的。

下面的系列史料与电报可将蒋之倒行逆施给坐实：

1933年5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向路透社记者声称：“日军现在密云、唐山线暂停进攻。日军以此进攻为消灭华军攻击长城之大本营，其军事动作目前告一段落，然为保卫满洲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

注：张家口是同盟军总指挥部驻地，小矶国昭所指的“日军现在密云、唐山暂停进攻……”指的就是与同盟军的战斗。

6月17日，蒋介石电令国民政府军委会，称：“对察事（指同盟军的自主抗日行动）处理，现定一面命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关（麟征）各部进兵，一面由宋（哲元）、庞、秦（德纯）派人劝冯取消名言奉还察政，离去张垣，另谋安置。双管齐下，大约不久，当可得相当之解决。”

7月20日，蒋介石调集钢甲车6列加入驻扎在河北、山东以及绥远的庞傅冯关宋等人的联军，准备不日参战。

注：值得一提的是傅作义最后并未听命蒋介石，而是脱离了行动独自率队回到他的老巢绥远。

8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由留守同盟军据守的沽源，并用机枪扫射，为时约40分钟，民众被炸死30人。同时迫令伪军5-6000余人向多伦大举进攻。敌机两架飞机在多伦投弹十余枚，并肆意扫射，抗日军官兵因此伤亡多人。

注：根据《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一书反映，在同盟军受到日军攻击时，曾有国民党的飞机前来助阵，猜测是国府在怀来机场的轰炸机，是否有投弹攻击，似无考。

但却明白无余地能看到蒋日有一腿。

就在同一日的稍晚些时候，何应钦在北京怀仁堂密电蒋介石与汪精卫，报告称：“今日，日军驻平（北）武官柴山衔其政府之命，派员来弟处谈称，因冯始终未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仍在张垣发号施令，且多伦之吉鸿昌部共产色彩浓厚，日军为热河安全起见，不能再为忽视，故决即进攻多伦。并谓日军取得多伦后是否向张垣前进，当视张垣方面之情况而定”。

“衔其政府之命，派员来弟处”与”决即进攻多伦”，以及“并谓日军取得多伦后是否向张垣前进，当视张垣方面之情况而定”——更加明白无误地指出，蒋、日对察之行动是协同进行的！

大约就是几天后，势单力孤的同盟军终不敌蒋日合围，冯玉祥通电出走（注：这是蒋明确的一大要求），吉、方两位将军后也在辗转游击战中被无情打散，无奈相继脱离部队。

“九一八”后第一次由军民共同组织的收复东北之壮举，就此彻底流产，未能在全国燎原，可耻地被自己的同胞给残忍扼杀了！

注：就在察哈尔同盟军与日伪军激战于察绥时的5月底，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以冈村宁次为代表队日军在天津塘沽举杯品香茗、互换文件，签订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出卖了半个河北（冀东）与察北、绥东涉及三省共几十平方公里的我国主权领土。两年后，这里“顺理成章”地成立了受日本关东军控制的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从此，也使北平门户大开，埋下了卢沟桥事变的伏笔。

『暧昧、客气、宽容的胜利者 』

1945年8月15日的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透过广播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早已得知消息的蒋介石在约两个小时前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以德报怨》之讲话（该讲话全名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与世界人士书》，看这架势，不是一般大，俨然要帮日本在国际代言）。

请注意：这篇讲话是他自己亲手、亲笔写就，此前几天，他的御用文人（代笔、代拟）陈布雷所写的他都不满意，可见他是多么重视、多么火急火燎地要与日“谅解”。

次日，蒋介石就通过潜伏在沦陷区与日军高层对接的双面人——周作民，鲁迅二弟，民国著名银行家，七七事变后被日军抓捕并解往上海替汪伪掌管金融， 但他本人却良知未泯，坚持与军统联系，替蒋秘密输送敌情。

​当天，蒋让周替他转送了一份密电给冈村宁次 ，这封密电原文是这样的：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停留现在地，但长江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注：此密电后被附在受降仪式上国府的《中国战区最髙统帅致日军最髙指挥官冈村宁次之第一号命令》，故简称《一号命令》。

​这封电报名字很霸气，但内容却颇客气，连大汉奸都能看出来——8月16日当天，汪伪干将、原东北军将领陆鸿勋对周作民说：“蒋介石今有命令致冈村，令其赴芷江何应钦处投降，并有禁令数条，措词颇客气。此电已交徐采丞转致，而徐采丞嘱其暂密。”（  徐采丞，抗战时上海地方协会的秘书长，杜月笙抗战时期在上海的代表，同样为双面人)

显然，蒋的暧味面孔已然暴露。

『态度截然不同的八路军』

来看看早几天的8月10日，由同样早已得知消息的共产党，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作出的6条受降指示：

1．派吕正操、张学思、萧毅、李运昌及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人等赴东北，配合苏军作战。

2．派聂荣臻等向绥、察、热行动。配合外蒙军作战。

3．所有山西共军统归贺龙指挥，循同浦铁路进攻太原。

4．所有华北、华南、华中各交通线附近共军，一律积极进攻，击破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阻碍。

5．各地共军均得向敌伪提出通牒，限时缴械，如有拒降，即坚决予以消灭。

6．对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如有破坏或反抗，即以汉奸论罪。

​“限时缴械”  VS   “保持现状”；             “军事管制”  VS   “维持秩序”；

“如有拒降”  VS   “听候命令”                 “即以汉奸论罪”  VS   “应负个人之责任” 。

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抗日军队，态度对比却似天渊！

蒋介石的命令表露出“协商”、“请求”、“配合”的情绪和用意。

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则威武霸气，既警告日军又吓止伪军！

因此，谁抗日更坚决？谁更像胜利者？完全一目了然。

『不甘失败的可怕阴谋』

​回归正题，在接到蒋的那封密电的一日前，大约就是蒋介石发表《以德报怨》讲话的电视直播时刻，1945年8月15日10时10分，在南京正襟危坐且内心百般不是滋味的冈村宁次接到一封来自日军总部的密电（极密），内文很短，就30字左右：

“请考虑率部向中国共产党投降，此可促成国共内战，以利于帝国复兴。”

正如我们今天所了解到历史的一样！当年不仅日本政府不是真心投降， 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其实更加不想投降（ 投降书叫《终战书》而非“战败”或“失败”，因此史学界一直有认为日本至今未投降的观点）。

事实上，要不是武士道精神培养的“奴性”与忠诚，在中国境内几乎完好无损且几年来没打过什么大仗的百万侵华日军，是绝对有机会脱离日本政府的指挥而选择继续抵抗的。

公平说句：依当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的实力，绝对还能和国共两军扛多几年，就单单以陆军实力都足够继续其侵略战争。假如没有美军与苏军的威胁的话，日军极有可能拒绝政府的投降命令，继续困兽犹斗是很有可能的事！

『冈村宁次将计就计一石三鸟』

​说到“假投降”，既然今天的我们也能想得到，那当年的亲历者，冈村宁次与蒋介石两位两军的主使者就自然更能想得到。

因此，在第二日的下午（8月16日），冈村宁次给蒋介石的《一号命令》回了一封密电，说出了那个差点再次毁灭和平曙光、使我四万万同胞再次堕入深重灾难的惊天阴谋！！

“中国对日确实是以中国获胜而结束了，但国民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不少，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剿共问题。我愿忠实地为蒋主席效劳。我们驻在中国的装备完整和精良的部队还有100多万人，趁这些部队尚未被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相当作用。我希望这个建议能得到蒋主席采纳。”

这个建议，竟然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

问：为什么冈村宁次没有听众大本营的指示，借向共产党投降以诱发国共内战？

答：如前所述，正是因为蒋介石的暧昧态度使冈村宁次明显察觉到，他根本不用借助共产党，就可以说服蒋介石。更重要的是，他不必用激怒蒋介石与国民党众将作为代价来换取“被利用”，他的“投诚”既向蒋表了“忠心”，又同时达成了大本营保存力量的秘密指示。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促成了“联蒋抗和（抗共）”的大计——直接就要率全军参加对共产党的战争！

可谓将计就计一石三鸟——但是，并不是他有多高明，而是蒋介石的目的太明显！

看那《告世界人士书》，地球人都知道他蒋介石的小九九，更别提老谋深算的冈村了。

正是因为“反共联日”是蒋一生坚持的最高理想，所以他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战败的侵略者媾和，并“慷慨得无以复加”（冈村宁次语）地出手救了这个最大的战犯头子刽子手，助他逃脱正义的制裁而得以从此逍遥法外，安享晚年。

​

『亲口承认，证据确凿』

​1946年8月8日，中国解放区（非指我军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给蒋介石写来一封信，要求逮捕冈村宁次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在信中附有《冈村宁次在华犯罪事实调查材料》（此时的冈村宁次在国府的芜湖日军战俘集中营里被“严加看管”——好吃好喝好睡着了）。

​蒋介石立即召见何应钦、白崇禧共同商议，蒋说：

“冈村宁次我们是一定要保的。日本投降后，据我们情报机关截获日本大本营作为正式指令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称 ‘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 这封密电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日本大本营要求冈村宁次放手让中共接收日本在华军队、军备，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与我们国民党争夺天下。但是，冈村宁次想方设法拒绝了大本营这一要求，采取了与我们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日军全部向我投降的方针。因而，冈村宁次对我们说来是一个有功之臣，一定要全力保他。”

注：1945年的冈村宁次与投降的日军用全力配合蒋介石政府，换取了他动用海、陆、空三种手段，用约等于全国80%的运输力量遣送了百万侵华日军与百万日本开拓团及其家属共200余万人回国，为此而不惜牺牲与共产党八路军争夺东北的宝贵时间。

这，恐怕是我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最讽刺的事！

『放纵，使投降的侵略者依旧疯狂』

由于蒋介石的《以德报怨》之呼吁与《一号命令》的指示，以及和冈村宁次达成的共识，导致了投降后的日军依然嚣张跋扈到极点！

他们竟然和全面侵华战争时没有两样，依然敢行禽兽不如残暴不仁之能事——1945年8月至9月间，等待受降的日军拒不执行停战命令，仍然在多地进行野兽行径。

一、广州的日军将海珠桥头的纺织厂的机器及物资全部炸毁, 又炸毁南岸工厂及仓库, 死亡工人30 余人。

二、同南昌日军官兵在北撤途中奸淫妇女, 残杀小孩。河南鲁山日军于撤退时, 将所住房屋尽行焚毁, 沿途并有虐待民众情事。河南临汝、白纱等地, 日本官兵亦有将所储军盐、军粮与民众家具集火焚烧。

三、驻商邱城北营房之日军二千余人, 常赴营房附近各村任意奸淫抢掠, 捣毁民物, 毒打农民。

四、湖南湘潭日军撤往长沙时, 沿途奸淫掳掠, 杀人烧屋。

五、同是湖南的沅江、益阳日军撤往白马寺时, 抢掠大批猪、牛及民用物品。

六、驻安徽和县境内日军, 迩来仍有洗劫人民财物、奸淫妇女等暴行。

七、即使在南京市内, 日兵也敢在留营时间内擅自外出滋事——1945年9月17 日晚，新6军14师搜索连上士班长方阜云就被日兵枪杀于南京惠民桥北。

直到1945年9月中旬，在受降仪式与受降工作有序进行前，各地的日军疯狂的毁坏武器装备、炸毁弹药库、焚烧军用物资和军营, 继续骚扰中国老百姓, 抢劫、烧屋、强奸和杀人的事一直没有停止！

更让人发指的是，这些罪行竟然完全没有得到前来接降的国军的有力制止。

这些公然挑战战胜国“新威”的暴行全数没有受到战胜国法律的制裁！！

然而，对于日军视《一号命令》为无物，蒋介石却完全不Care! 

他只知没日没夜地和何应钦等人商讨，受降仪式上，要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日军的尊严.......

​EXM？？？？？？？？？？

这居然是战胜国的最高统帅？

史上还有比这更冷的笑话吗？

『蒋日友好受降，共产党寸血寸土』

一、冈村宁次直接参与国共内战

蒋介石不仅助冈村宁次免罪，而且还助他再度穿上戎装。

1947年1月2日的中国山东，身穿国民革命军上将军服，佩带青天白日勋章和领章，头带青天白日帽的冈村宁次出现在解放战争鲁南战役的战场上，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意，作为国民党方面的最高指挥官指挥国军对解放军作战。 

​然而，他此次面对的大兵团再不是“转战如风”的国军兵团，而是英勇善战的共军兵团，而且他的对手是可与林彪、粟裕齐名的徐向前元帅。

“八路克星”冈村陨落——18天，我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共53000余人，缴获坦克24辆，榴弹炮48门，汽车480辆，各种小炮400余门，缴获重机枪若干。

​

二、新四军一直和日、伪战斗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开始，到1945年年底，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忙于接受驻华中地区日伪军的投降。然而，说得准确一点，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受降仪式、不费一枪一弹“接受”来的。相反，大多是通过激烈战斗，在打得日伪军无路可走以后，才迫不得已向我军投降的。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受降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阮武昌（新四军老战士）​

这位阮老还参加了对日的“最后一战”——去你妈的“雪峰山战役”是最后一战！

三、我中国对日的最后一战：“高邮战役”。

1945年12月19日～26日，我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在司令员粟裕与政治委员谭震林的带领下，歼灭日军岩奇大佐以下1100余人（内俘虏900余人），伪军第42师师长王和民以下4000余人，缴获各种炮80余门，轻重机枪200多挺，步枪6000余支，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日伪军据点。

到此，中国大陆地区的抗日战争才叫真正胜利结束。

为什么只是中国大陆区呢？

答：因为金门战役的指挥者实际上是日军战犯根本博。

​还有以侵华日军骨干组成的“白团”，他们都参与了台湾的“反攻大陆”计划的行动与策划及指挥。

​

四、“十万中日义勇军”计划

但其实，在金门战役之前，蒋介石险些又把侵华日军“请回”国内......

“二次大战以后，中日两国不幸同罹厄运，兹中国惨遭匪祸荼毒，日本备受战败苦痛，东亚前途已濒临危境，此有志之士无不扼腕而戒惧者也。抚今追昔，益感中日两国亲爱精诚提携互济之必要，盖非如此不能救亡图存以达共存共荣之目的。员等有鉴如斯，极愿参加东亚反共工作 以求中日之复兴与自救。惟以战后日本对外和约未订，一切活动均有阻滞，爰拟密组中国国民党日本支部以奉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共同反共为职志，秘密吸收大量日本有志之士为党员，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中日共同反共之力量，该支部目前之最急切任务，可招致台湾、缅 、越及长白山地区所匿数师团日军，以参加对匪战斗，密派海空陆籍兵工技术人员来华担任修理或战斗工作。此外关于经济资源之开发研究，亦可大量供给资源或人材。至该支部拟参加之日本主要人员为日皇弟三笠宫、犬养健、石原莞尔、堀内干城、山田纯三郎、松井太九郎、新荣幸雄等，其所属干部共约三万余人，均为日本政军学各界之名流或学者，颇具潜在势力及领导力。”（《和智英雄等呈蒋介石函》，台湾“国史馆”藏）

这是1949年国民党即将败退大陆之时，原日本军人给蒋介石发来的密电，内容相当直白露骨，就是要给蒋介石招揽并输送旧日本军人来中国大陆助他作大陆的最后一搏。

这个“雪中送炭”的建议，蒋介石是非常喜欢，简直为之一振！

据他亲自指派的驻日代表团军事组组长曹士瀓回忆，当时蒋给他作了几点重要指示：

一、使用日本军官主要目的：

1．军事教育训练为主(对一般兵科之训练及中国陆大之教育)。

2．研究创立各种军事制度(军事人事制度及后勤等制度)。

3．必要时先以一部直接参加中国部队工作(计划作战及参入登陆战部队作战)。

（《总统蒋于7月 13日及7月30日对所建议之使用日本军官计划之指示》，台湾“国史馆”藏）

和智英雄的这个提议和 曹士瀓负责跟进的工作，最后由冈村宁次接手，他提出最少要10万人。

“可惜”，由于我军的步伐太快，导致了这项计划没有及时实施，同时，这也是“白团”的前身。

一句话：天佑中华，幸好我免当年势不可挡， 要不然！ 蒋介石！你个畜生！真不知道你要祸害国家到什么程度！！

注：此事还有后闻，后来“白团”也曾经提议想在台湾本地人中（非蒋介石这些从大陆来的），找出那些殖民时期对日本有感情的台湾青年，对他们进行训练.......

好吧，我不想再讲蒋介石的各种无耻了，因为，我真的对他无语 无词了.......

『事实上，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早接受日军“投降”』

确切地说，是“接触”，而非“接受”。当作为同盟国指定的受降方蒋介石国民政府与他的军队还远在千里之外时，共产党的军队却已全线抵近中华大地的各侵略者据地。

1945年8月17日，新四军的“老领导”张云逸携曾山、饶漱石一行从淮安盱眙千棵柳出发，赶到六合竹镇（南京郊外），面见冈村宁次的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桥岛。

双方洽谈受降事宜——由于朱德发出了那6条 磨刀霍霍的指示，日军不得不重视眼前的共产党武装

你知道吗？新四军早在1944年就已兵临南京城下！

可惜的是，由于冈村宁次坚持向国民党方面投降，只把同华中局新四军谈判作为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导致谈判破裂。

『鲜明的对比：共产党对待侵略者暴行的做法』

1946年2月3日，吉林省通化市万馀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馀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四千馀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

在这次镇压中，处于人数劣势的我军民皆杀红了眼，凡是遇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

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起来的，二话不说，一通手榴弹就扔进去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日人军属赤条条的被老百姓和朝鲜士兵，一股脑儿扔进浑江里进行“水葬”（朝鲜抗日部队也参与了镇压）。

如此的毫不留情！

狠狠地镇压了丧心病狂又痴心妄想的侵略者！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答：因为同胞的血已不再流，但是眼泪，却仍未干！

亡国之恨，岂能轻饶？

灭种之仇，岂能轻忘？

​

​那么蒋介石了？那个时候他又在干嘛？？？

当我通化军民刚刚审判完暴乱的主使者和抓捕完逃犯（杀的杀，关的关），事件落幕时。

1946年4月2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何应钦极度无耻地喊到：

冈村宁次无罪！

​蒋介石？他默不作声，脸容平静，表示默认。

我一直怀疑他是不是中国人，实话说！

【后记：为何蒋日勾结阴谋最终未全面落实？】

1945年4月8日上午，就在何应钦喊出“无罪”的几天后，江苏高等法院判处了一名叫缪斌的罪犯死刑。5月21日下午5时，在苏州监狱执行，缪斌归西。

此人是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审判及枪毙的第一个卖国贼。

耐人寻味的是，他死后的3小时，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宣判令才送到监狱。

缪斌 确实曾卖过国，因为自1940年起 他 就出任了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

​但更重要的是：他“卖”了蒋介石。

​

​1945年2月，眼看日本就要失败的缪斌开始谋求“自救”，他联系到了戴笠，并得到蒋介石的一张“手谕”，名为《特派缪斌为代表同日本政府协商和谈》之《中日全面和平方案》。

​注意：是全面和平，是全!面!和!平！

内容如下：​

一、满洲问题单独协商；

二、日本完全从中国撤兵；

三、取消南京政府，设置留守政府，重庆政府三个月内迁都南京；

四、留守政府由重庆方面的重要人物组织；

五、南京政府的要人在东京由日本政府收容；

六、日本与英美讲和。

3月16日，缪斌衔蒋此《手谕》飞抵东京，当晚见到了裕仁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亲王。

​

​“让人失望”的是，日本方面拒绝了《手谕》的提议，因为“与英美讲和”一项日本无法接受，至于其他5项都欣然照收——那么好的条件，不接受的还是人吗？

于是，不久后蒋介石托人给南京的冈村宁次发了一封更加极密的密电，就日本“顽固”拒绝他的《手谕》说道：

救日本？？？？？EXM！！！你确定吗？？？蒋公公？？？？你要救这个曾经要置你于死地，要将你及你的追随者赶尽杀绝、以及杀死害死我3500万同胞的畜生国家与不共戴天之敌国吗？？？

Sorry,他真是认真的。

因为这件事被麦克阿瑟知道了——这位当时正恨不得赶紧攻陷日本，然后一把火烧了东京和烧了靖国神社，再把裕仁弄到街头去做流浪汉，对“日本事务”拥有“我说了算”的决定权的大嘴巴，亲自打了个电话给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

屌到他飞起！屌到他道歉！屌到他认错！

所以，今天的我们还真的要感谢美国“爸爸”，要不然蒋公公恐怕真的会实现他“中日亲善”的一生夙愿了！

So，我现在不是怀疑，而是确认、相信：

蒋介石绝逼投错了胎！！！

​

曾经的中国第一大岛，面积7.64万平方公里，是宝岛台湾的2.12倍。

┃很多人知道它曾经分属过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即沙皇俄国与日本帝国，但没多少知道，它的南、北部分在历史上其实也曾经分属我国与它的原主人——满族、赫哲族（韩庚就是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还有就是与日本北海道阿伊努族同族的阿伊努人。

简而言之，就是人类学上通俗称为“南通古斯人”的种属。

库页岛见于我国史册，最早可追溯自上古时代，神书《山海经》里就记载了库页岛上的住民是“毛氏”；“有毛人在大海洲上”。在《后汉书》的《东夷列传》中，进一步记载：在北沃沮“海中有女国”。沃沮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朝鲜半岛北部的部落，北沃沮大致位于图们江流域。以后的史书也有相同的记载，如元朝的《开元新志》和明朝的《殊域周咨录》都记载居住在库页岛上的吉烈迷人，“人身多毛”，还提到岛上住民“女多男少”的情况，这显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标示。所以，清代《万绂图考》明确指出：“库页岛即古女国，亦名毛人国”。

我国作为最早发现、最早联系、最早统御管理的历史角度来看，几千年来岛上的主要居民应该还是阿伊努人，百年前留下的珍贵照片亦佐证了这一点：

阿伊努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毛发比例最浓多的族群，所以说他们是库页岛上的主要居民是符合客观史实的，因为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这些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地带早就抵达我国东北部，不止于岛屿上。

那么，历史上我国是如何与岛上的这些少数民族分治库页岛的呢？

以三次有效统治或管辖的历史为例：

【元朝】

1264年，元朝派3000大军攻占库页岛，当地住民“骨嵬”向蒙古人朝贡。

1285年，元朝在奴儿干地方设置东征元帅府，加强对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等地的管理。

1308年，骨嵬王善奴等遣人来请求归降，并每年缴纳毛皮税，以海东青、貂鼠、水獭、海豹皮等为贡献。

元朝将其纳入辽阳行省的管辖范围。

这是中国首次将库页岛纳入行政范围。

【明朝】

1368年，元朝灭亡，败走漠北，失去对此岛的控制。

1412年，明朝征服苦兀，在库页岛北部近海处设立囊哈儿卫，在中部波罗奈河流域设波罗河卫，东部驽烈河流域设兀烈河卫，隶属于奴尔干都司。

明朝政府为了更有效的管理黑龙江下游地区及库页岛，曾先后10次派太监亦失哈出巡奴儿干地方，并建立了永宁寺，树立《敕修永宁寺碑记》和《重建永宁寺碑记》两块石碑，以记载管理当地之事。

1430年，明宣宗遣都指挥康旺、王肇舟、佟答敕哈等前往奴儿干都司，抚恤军民（此后再无涉足记录）。

【清朝】

1616年，根据魏源所着《圣武记》记载：“清太祖遣兵四百收濒海散各部，其岛居负险者刳小舟二百往取，库页内附，岁贡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清朝建立以后，库页岛归宁古塔副都统管理。1715年之后，归三姓副都统管辖。库页岛上的居民每年到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乡向清政府进贡貂皮。

而这三次，我国的行政机构都未能深入到岛的南部，最远的就是明朝，去到了中部的波罗河卫。

影响力最强的也是明朝，据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间宫林藏在他的《东鞑纪行》一书中。这样描述道：“众夷至此处时，将携带之米粟、草籽等撒于河中，对石碑遥拜”（注：永宁塔碑）。

（现存于海参崴博物馆）

185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律师、驻俄国商务代办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曾横越西伯利亚，由黑龙江河源顺流而下，直至黑龙江口进行考察，1860年发表了《阿穆尔河纪行》一书，其中对永宁寺碑这样写道：“这些土著居民对这个地方（永宁寺碑）及其在古代的用途，怀有一种神圣、持久和强烈的信仰，这种木片制成的花朵无疑是一年一度的献礼，还可能加上一头牲畜作为向这个地方的神抵赎罪的牺牲。”

而元、清的行政机构都只是在北部，南部至今未得相关记载。

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太远了，而且无论是元明清，还是更早的唐、辽、金，对库页岛都无一不是羁縻制，所以不使南下也是正常，这也造成了南部的阿伊努族曾有同时向中、日两国进贡的历史。

1785年，江户幕府派遣工部吏山口铁五郎等5人及随从人员分两路勘察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得出结论：“库页岛的北部是隶属于中国清朝的”，“均属满洲统辖之夷区”。

库页岛从此进入沙俄与日本帝国的割据争夺时代。

​

​1799-1850年间，南部脱离清朝控制，基本隶属于日本的松前藩；北部则尚在清朝的名义统辖之下，但早已没有联系了。

1850-1854年间，库页岛全岛处于战乱之下，日俄时有交兵。

1855年2月7日，日俄双方签订《下田条约》（也叫《日露和亲条约》）。条约规定：千岛群岛中择捉岛以南归日本所有，以北为俄国领有；库页岛维持原状，不另定国界。

库页岛正式被日、俄两国非法武装侵吞，并分成南北两半。

1860年，沙俄以调停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与沙俄。

从此，库页岛从法理上正式脱离我国。

1867年3月30日，日俄双方签订《库页岛暂行规定》，其中规定：俄国把俄属千岛群岛中的得抚岛等四岛让与日本；允许日本渔民在库页岛居住；两国国界仍以北纬48°线为界，继续保持原来的杂居状态。

这就是日本今天的“北方四岛问题”的由来。

1875年5月7日，日本与沙俄签订《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沙俄把千岛群岛北部给予日本，换取日本在库页岛的主权。日本则宣布完全放弃库页岛的主权，全岛归沙俄管治。

1905年9月5日，沙俄输掉了日俄战争，根据《朴茨茅斯和约》，割让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的地区给日本，日本在割让地设立桦太民政署。

1909年，沙俄又回来了，并且牢牢控制着北部。但是仅仅维持了9年，十月革命期间，又被日本人趁虚而入重新占领，这下直到1925年才又“赠”回俄手。

这一年，日本裕仁天皇登上库页岛——是日本殖民库页岛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记录（悲哀，我中华民族从未有领袖登录过）。

那时候的日本正经历“明治维新”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看着冉冉升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裕仁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视察完后他就把库页岛给回了苏联。

一切原因都在于“北方四岛”，对于日本来说，它比库页岛更重要——因为北方四岛是北海道的“黄蜂尾后针”。

历史上，不仅北方四岛属于日本，从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最南端的“洛帕特卡角”到日本北方四岛的一系列岛屿，即“千岛群岛”全岛都曾属于日本的，虽然大多数面积都很小，但是地理位置却极端重要，因为，它是封锁鄂霍克次海峡的岛链。

鄂霍次克海峡的海域总面积为158.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外蒙古，目前简直就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内海”。

基于“岛链”的战略考虑，日本用库页岛换取南千岛群岛，但是因为二战战败而“偷鸡不成蚀把米”，“北方四岛”于二战最后一战——千岛群岛战役中被苏联作为战利品收入囊中。

注：一般现在都将发生于1945年8月15-8月27间，由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激战于我黑龙江省鸡虎林市的“虎头要塞战役”称为二战最后一战。

但其实，发生在南千岛群岛的战役要更加晚，直到9月5日，战役才告结束。

以上那么多的历史，都是因为曾经短暂属于过我们的库页岛所牵引出来的，错综复杂之余，会不会觉得很神奇？

这就是历史的奥妙。

据考古发现，台湾很早以前就有人了：

1.旧石器时代：包括长滨文化、网形文化、左镇人。

2.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

3.新石器时代中期：以讯塘埔文化、牛骂头文化、牛稠子文化、“东部绳纹红陶文化”为代表。

4.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丸山文化、营埔文化、大马璘文化、大湖文化、凤鼻头文化、卑南文化、花冈山文化、麒麟文化为代表。

5.金属器与金石并用时代：以十三行文化、二本松文化、番仔园文化、大丘园文化、崁顶（猫儿干）文化、茑松文化、北叶文化、龟山文化、静浦文化、Lobusbussan文化为代表。

大约距今1800年前，台湾才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也就是说，从这一点而言，可以大致肯定在那之前台湾不太可能与大陆会有颇具规模的往来。

因为，大陆早在距今约3600年的殷商就进入了璀璨夺目的青铜时代，因此，如果台湾在那之前就与大陆有联系的话，那么是不可能那么迟才翻过一个纪元的。

因此，在台湾岛内的观点了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的“前史”（即与大陆联系前）是“东、南来说”——意思就是在那时候，台湾主要还是属于“南岛语族”或曰“太平洋文化圈”。

就是可能与今天的琉球群岛（可能也包括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方向的岛国岛屿来往更密切。

也因此，台湾的“前史”就是原住民的历史，也就是今天台湾岛内的少数民族：阿美族、泰雅族、鲁凯族、太鲁阁族、卑南族、排湾族等一共14个。

这些民族在遗传学与基因学上都被证明了他们的确是太平洋人种，而不是大陆的主体民族汉族人，也不是其他大陆系的少数民族（个别可能有些血缘关系）。

比如，直到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时，台湾的中部还有个“大肚王国”，那就是台湾最后的原住民政权。

而大陆正史中，记载与台湾的第一次接触恰恰就是在18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支由一万余名军士、三十多艘船组成的船队到达夷洲（即台湾）。

孙权与他都将领卫温、诸葛直可算是最早前往台湾的，因为，这一次是有代表性的，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

可见，那次孙权确实有开发台湾之意，只不过最后也是因为山海隔绝，而且台湾还太落后故最终放弃。

也因此，即那时候台湾终于正式与大陆建立了联系，但是一直都处于未开荒的状态。后隋、唐、宋、元皆如此，虽然隋时汉人已经开始移民澎湖，但台湾本岛区却始终只是作为海防及中转使用。

到了明代，福建一名传奇海盗的横空出世，才最终拉开了大陆开发台湾的大时代，他的名字叫：

颜!思!齐！

1589年——1625年，字振泉，漳州海澄县人。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并精熟武艺。台湾开发史上，颜思齐最早率众纵横台湾海峡，招徕泉漳移民，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因而被尊为“开台王”、“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台湾通史》为台湾历史人物列传，“以思齐为首”。

这一位“开台王”可是连今台湾的绿营人士也不敢轻易虚无反对的，因为，他实在太有威望了！

位于台湾云林县北港镇北辰路一号由原民国台湾省政府设立的“颜思齐开拓台湾纪念碑”印证着着华夏族大规模移民与开发台湾的历史。

明天启元年（1621年）颜思齐、郑芝龙等人率领众人（闽南人）由笨港（今北港与嘉义县新港）登陆，见岛上地肥水美、大片荒野未辟，决意在此开疆拓土，干一番事业。乃率聚伐木辟土，构筑寮寨。是时，土番以为外敌侵犯，聚族攻击。思齐遗人加以安抚，商定疆界，互不侵扰。在笨港东南岸的平野（今新港），思齐规划建筑了井字型营寨，中间为大高台，使之成为组织指挥垦荒的中枢。与此同时，派杨天生率船队赴漳、泉故里招募移民，前后计三千余众。

颜思齐将垦民分成十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开始了台湾最早的大规模拓垦活动。垦荒需要资金投入，颜思齐挑选了一批有航海经验的漳、泉人士，以原有的十三艘大船，利用海上交通之便，开展和大陆的海上贸易；同时组织海上捕鱼和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以解决移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需要，台湾终于“人丁兴旺”起来了……

因此，郑成功只能算第二个开拓者（或者是继任颜思齐卫“盟主”的郑芝龙算第二个，因为他同样启动了大规模的移民）。

无论如何，不管是颜思齐，还是郑芝龙及其子郑成功，他们开发台湾虽不是代表大陆官方而来，但是他们都同样地捍卫过台湾原住民同胞及大陆移民同胞的安危福祉，抗击过西方的侵略者。

这是祖国大陆对台湾宝岛无可争议的主权之最有力证明！

我一直想谈一个有关大秦帝国的话题，可是苦于没有切入口，贸然开讲又怕人不感兴趣，现在，您这个问题终圆我所思，闲话休提，开讲：

按照一般传统的解释，篆刻印章用秦朝发明的小篆字体是历史的沿袭，因为印章的规范及普及确实是由秦帝国开的先河——得益于“书同文”的创制，秦帝国对常用的体裁规定了8种书写体，并因此而奠定了后世的深远影响，用我们今天的话语体系来讲就叫“标准化”推行。

毫无疑问，经典不容否认，自然也不会被轻易代替，因此过了3000年，依旧是“印宗秦汉”——来自秦国狱吏发明的“隶书（汉代）”，自然也会被归为不可挑战的经典。

直到元代，人们仍然对“印宗秦汉”有极端的执着。如元代名士吾丘衍与赵孟頫目睹宋元后以来的印风凋蔽、日渐衰败，有感而发说道：“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

又说：“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

但是，话又分两说，秦至宋元，已历1200多年，时代沧海桑田，物人皆已非昨，自秦篆汉隶以后，又不是没有好的字体诞生了？

如楷书、草书、行书，及宋体大成者，皆是汉字字体的辉煌之作，吾丘衍与赵孟頫何故厚古薄今呢？？？

其实，吾赵两人提出“印宗秦汉”的主张，其目的并非为了个人对字体的喜恶而争，而是为了捍卫“专业”、“权威”、以及知识分子不流于世俗的孤高情怀。

甚至可以上升到为了捍卫“秦汉风骨”的高度！

如何说来？

难道，盖印章不用秦篆，不用汉隶就代表写字的人没啥书写水平吗？

当然不是，比如宋徽宗，一手“廋金体”名扬千古，谓之千古书法奇才无人能出其右。

而善用行书、草书的唐太宗李世民，莫非他用楷体盖章就表示他没啥能力的泛泛之辈吗？

当然亦非也，我盛唐太宗可是千年不可一得的雄主！

那到底是何原因了？？？

其实，这就要追溯历史了，主要是两点：

（一）在唐宋元以前，摹印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

由于制作工艺的难度，在汉代发明纸之前，基本只有两种人有资格——注意，我说的就是“资格”！只有两种人有资格摹印。

一是王侯将相与达官贵人；

二：不是读书人，而且工!匠！

​为什么工匠可以摹印了？？？

这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秘辛反映了大秦帝国的伟大与逆天的划时代创制！

同时也反映了我中华民族超前的辉煌历史和伟大！

一个很少听到的成语：物!勒!工!名！

重复一次：物！勒！工！名！（*shit! 输入法打不出来！）

大秦《律法》之《工律》要求：“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袤亦必等。”

秦帝国的工匠每完成一个器物，必须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年代、机构、以及督造者的名字——这就是所谓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标准化”，是质量管理，是闭环体系是KPI考评办法——而这些理念与名词，却是现代工业独有的。

看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秦帝国竟然在三千年前就有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所以，大秦的青铜工艺是如此的吊炸天，如此的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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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出土的铜弩，各个弩机上的同一部件都可以互换……

箭镞的三面误差小于0.15毫米，不同镞的误差小于0.2毫米……

出土的青铜器都基本没太大的生锈………

所以说，大秦帝国对中华千秋万世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这才叫真正的古代之“超级文明”。

（二）字体的改变，反映了民族精神的改变

很多人在第一眼看到隶书时都觉得它很难看，在电脑上，隶书恐怕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字体。

但是，我们都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它的创造原理就是“睹若此物”，因此汉字不同于英语这样的拼音文字，每一个汉字都能清晰地反映人的内心和性格。

什么样的性格就写什么样的汉字。

比如最明显的，女生写字就是比男生秀气；而性格外向的写字比较不工整，反之则相反，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共两党的领袖，毛泽东与蒋介石——毛泽东诗人性格，豪放烂漫，他明明学过正统书法却偏不写正体，就爱狂草；而优柔寡断的蒋介石则写楷书写得有板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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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无论秦篆还是汉隶都看起来潦草粗犷，可是却足够奔放不羁。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秦帝国是多么的铁血，

​汉帝国是多么的豪迈。

​这就是秦汉风骨！

盛唐虽然出现了在真、行、草等新的书写体，但是其摹印却仍然不脱篆书。

​而进入宋朝后则整个书写体与文风皆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正如史学界中一贯不屑的宋程朱理学一样，在孔孟儒学这一块，宋明清都失去了魏晋前之儒家文化的那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雄主义。

变得虚无化、矛盾化、变成了“存天理，去人欲”——禁锢了人性光辉的挖掘与释放。

南怀瑾《论语别裁》有言：“孔家店为什么会被人打倒？“五四运动”当年，人们要打倒它，这是必然的。但是什么道理呢？后来才发现，实在打得很冤枉。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而网上有流传的关于唐诗宋词的段子，说得可真是很到位。

唐诗：田园有宅男，边塞多愤青。咏古伤不起，送别满基情。

​宋词：小资喝花酒，老兵坐床头，知青咏古自助游，皇上宫中愁。剩女宅家里，萝莉嫁王侯，名媛丈夫死得早，MM在青楼。

​戏谑有余却入木三分！

大宋固然有岳飞的“精忠报国”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大秦的铁血丹心，亦有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孔孟原道。

可是终究寥若晨星、凤毛麟角，实不足以撼世。

​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大宋，实乃中国古代巴洛克也。

赵孟頫在他都《印史·序说》中说：“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而见之矣。”

赵孟頫这里明白无误地说道，他认为宋元以来的摹印：一是不伦不类（新奇相矜）；二是俗不可耐（异于流俗）；三是玩物丧志（水月、木石、花鸟之象——这里不但批了玩物丧志，甚至还对宋代的今体诗不以为然，即“对偶之文”，显系认为今体诗太过迂腐死板，众所周知，诗仙李白就不太爱墨守成规，时有故意不讲韵律）。

可见，吾丘衍与赵孟頫所不屑的、鄙夷的、反对的，已不再是书体文风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精英阶层（观近世士大夫）的颓废堕落——这不只是文化方面的问题，而是妥妥的政治诉求！！

可幸的是，这两人的“印宗秦汉”之主张获得了后世的认可，使经典得以继续传承并坚守到了今天。

想不到吗？一枚小小的篆刻印章竟然能反映秦汉风骨，有趣吗？

题主现在该明白了吧？哈哈！

读史十余年，想说的话，此刻终于一吐而尽，痛快！

再次感谢~敬礼！

创建于2017.8.21

洞朗夺据事件将以何种形式结局？

原创 2017-08-25  无风即风

中印洞朗夺据事件将以何种形式结局？

文／无风即风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计划9月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商讨强化日印合作等相关问题。

加上前几天莫迪与特朗普的会面以及试图离间中俄亲密的战略合作关系来看，印度是真的铁了心要一条路走到黑——就为了赖在我国领土的100多米范围内不走。

一副视死如归或吃定中国的样子。

而中国呢？

中印洞朗夺据事件至今已两月有余，从表面来看，中国真的是十分吃亏，简直可以说是耻辱，因为自己国家的领土，还是一直在自己手中控制着的，结果却轻而易举地被侵略者深入100多米，而且一来就是几百号人，俨然视我主权与边防部队为无物，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对此，中国一开始是采取了和过去近四十年来一样的一贯忍让克制的态度，这种做法也并未在国人心中引起什么不适，因为早就习以为常。可是，随着洞朗地区的历史被逐渐科普，以及印度的蛮横不讲理重新唤醒了国人对藏南的揪心之痛。

于是，举国义愤填膺，而国家政府也一反常态开始了180度的改变，先是外交部使用了“立即撤回”这样很重语气的外交辞令；之后又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两大喉舌愤怒声讨——也是近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重话！到最后由央视与解放军一唱一和地撂下“留给印度的时间还有多少”以及“克制不是无底线的”这样的狠话。

到此刻，任谁都觉得，中国即将迎来198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后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也是解放军28年的第一次对外亮剑——可是，传说中的“勿谓言之不预也”终究没有出现。

代之以示人的，是戛然而止，如果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那么，8月22日外交部的一次发话——《看不惯邻居活动就闯入赖着不走?中方斥印军越界》，则基本预示着，“暴风雨”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来了。

说实话，现在和印度讲道理，真是犹如对牛弹琴，纯属废话！

人不能在第一次强硬“未遂”后，去说软话反而会更让人敬服，这是不可能的。

印度一点都不打算退让，就是要以逼停中国修路为目的（至于是不是想借机控制不丹就先不管了，因为既然我国已摆出强硬姿态，则印度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这节骨眼里造次）。

而中国的底线则是必须完成修路，要不然前面说了那么多狠话就将成为笑柄。

总之，目前来看，两国都不可能让步了。

那么，夺据事件最终究竟会以何种形式结束？

一、印军终被驱逐，中国宣布将按原计划完成修路

首先还是这一点，尽管“箭在弦上”没有“发”，但是我们谁也不敢断言，中印洞朗夺据已脱离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上星期中国边防部队与印军边防部队在班公错湖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已表明，这种可能性依然据有瞬间爆发的倾向。

尽管两国政府都试图降温，但由于对峙的持续，两国的边界事实都已进入战备状态，无论是中段，还是东、西两端——这一点，是人都看得出来。

二、印度主动撤退，中国同意停止或暂缓修路

这显然是所有人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因为这就等于和丧权辱国一个意思，印度多年来一直在靠近我国实控区一侧大肆修建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个别据点离我边防哨所或边境村庄只有几公里远。

​这方面印度从来都不说自己在改变地区安全局面，而中国也从来都不提出抗议。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以暂缓修路来换取印军撤退，那么，无疑是奇耻大辱！

当然，笔者个人认为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三、九月大雪封山，印军撤退？

自夺据事件发生以来，网上就不断有九月大雪封山印军会撤退的观点。

其实，依笔者的了解，实际上这个观点在现实中可能会刚好相反——请注意，我并不是说解放军会因大雪封山而撤退。而是就洞朗中印边境的基本地理情况作出基本判断。

印度一侧，是平原。

中国一侧，是高原。

中国一侧因为拥有着喜马拉雅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以及昆仑山脉，所以从印度一侧进入中国，注定比登天难，因此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历史上没人能从西藏方向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便是如此，大唐先胜后败，但是阿拉伯帝国也仍然没有能力继续东进。

所以中国的西边是易守难攻的，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别人攻不过来，你攻过去一样困难，更别提长驱直入而不顾后路了——这就是1962年自卫反击战不得不撤退的根本原因。

现在的情况依然没变，尽管中国的基建能力与国防能力早已不是今非昔比，但是即便不考虑我方多年来没有在边境开展建设，也应该肯定，这片世界屋脊不是那么容易征服的。

而印度一侧，则是山下的平原，它可以从亚东高地退回去，但它不用走多远都可以。

在相同的恶劣条件下，平原一侧肯定比高原一侧更进退有余。

加上我国奉行的“和平原则”，断不会选择进入印控区（注：亚东对面的阿萨姆邦，中国没有主权诉求），这就必然会导致一个局面。

那就是假设——我是说假设，假如中国与印度在亚东端发生大规模冲突，在空军不参战的前提下，那么印度将更容易建立大量的敌前据点（事实上已经有现成的了）。

所以，认为大雪封山就会使印军撤退的讲法，我认为是不太靠谱的。印度人会不会借天气原因而给自己制造顺驴下坡的理由我不敢断言，但我敢断言的是：印军清楚知道自己这一次撤退后，将不会再有机会回来——所以绝不会轻易退出！

因此，前不久印军调动其第33军下辖的第17山地师抵近亚东，不应视为只是一种虚张声势——没人会不作预案而调兵遣将的，印军的另一手显然是准备重兵压境以防不测。

既然说到印军的山地师，就不得不提一下 锡亚琴冰川。

在号称世界上最高的战场“锡亚琴冰川”上，印军虽然付出巨大代价——自1983年的“梅道夫战役”结束后，夺得这块死亡冰谷控制权的印军至今共有10000多人因冻伤或因雪崩而残废，2000多士兵非战斗死亡（驻扎的印度士兵中，平均每周就有一人被冻死。印度空军的一个军官说，他们平均每天都要从冰川上接一个死伤的军人下来）。

但任谁也不能否认，在冰雪世界里，必须客观承认，印军至少有比解放军更成熟的作战体系与更丰富的经验与理念——所以，亚东大雪封山对于三哥来说，不是不能战胜的挑战。

三哥所恐惧的，是大雪封山时被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而聚歼。

毫无疑问，入侵亚东的印军无论是50人还是500人都是砧板上的肉，印军不可能认为他们能在那短短的几百米内抵挡得住主场作战的解放军——空间太小，根本就不是拿来打仗的地方。

然而，你知道，这一百多米却是莫迪的政治生命。

也所以，我们完全相信：印军已经作好了升级应对的打算！

战争中心当然最有可能就是亚东与印度接壤的边境区域——但是，为了杜绝解放军在鸡脖子“西里古里走廊”中打开前进的局面，阿三必然会使出“围魏救赵”大招！

这不，昨天就在班公错湖印控一侧搞小动作——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近日，印度内政部批准建设一条从马尔斯米克拉到热泉的公路。马尔斯米克拉到班公湖西北端仅20公里。印度媒体称，修建这段公路对印度来说，可以把偏远地区的印度安全部队与中印边界争议地区连接起来，“以确保印度边防部队的优势”。

消息流出后，很多网友认为印度对我真可谓极尽羞辱之能事（我修路你就说危害地区安全，你修路就理直气壮），因此纷纷要求国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同样派出解放军“越境”（注：中方主张整个班公错湖为我固有领土）去阻止印度修路。

如果真的这么做，就上当了。

怎么说来？请容后解释。

总而言之，中国是绝对不想大打的。很简单，不是因为打不过，而是没有必要为此事大打出手。

对于莫迪来说，那一百多米可能将会是他这辈子走过的最长的路程。

可是对于中国来说，那就是一条荒凉的不能再荒凉的路而已。

（所以说，阿三真操蛋！！纯粹没事找事瞎胡搞！没帝国主义的命，却得了一身帝国主义的病！）

莫迪深知我与其全面敌对完全不符合我国当前的政治气候，也更加不符合国家的全盘计划，深化改革、一带一路、加快控制东南海，尤其是台湾海峡。除了台湾问题外，还有比中印问题更严峻的朝鲜半岛问题。

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当前没功夫配印度撒野。

但是，现在双方确实都不愿意让步又是事实：

■中国必须驱逐印军，完成修路以显国威；

■莫迪则必须不能让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

毫无疑问，中印洞朗夺据已进入死局。

也所以，变得只剩下一种可能。

四、中国的部分国防力量被迫转移，中印边境摩擦恐成常态

正如前面所说，印军在我亚东占不到一点便宜，而且他死活也不愿意与解放军在西里古里大打出手，一旦让我方找到合适理由并趁势占领了西里古里，那么印度就可以宣告“准亡国”了！

所以，无论冲突大小，总而言之，当印军被我军武力驱逐出境的那一刻开始，中印边界的其他方向将很有可能会爆发连续的武装摩擦，是可以预见的。

众所周知，中印两国一直没有正式勘定国境线，这一点首先就导致了即使是在双方各自控制了几十年的“实控区”内，也都没能建立起有效的边界屏障（当然，印度方面要好很多）；同时，由于地势的复杂和不可征服的自然环境，双方也未能100%控制自己的“实控区”。

举个例子，2013-14年的中印“楚木惹（拉达克）对峙事件”中（这实际上是洞朗夺据的1.0版，同因中方修路而引起，不同的是，中印双方之前都没有控制楚木惹地区，历史上也无相关法理判定过主权归属，这一点和洞朗于我有根本性质区别）。

在那次对峙中，一个无人知晓的地名走入国人眼帘：支普齐。

这里有解放军队伍里最“邋遢”的官兵，与环境最恶劣的边防哨所。

详细情况就不介绍了，总之央视记者曾对支普齐哨所作过专题报道，还曾陪同军分区的战士深入支普齐巡逻。从出发点往支普齐，光路程就150公里，前110公里可以乘车，剩下的路都要靠骑马和徒步，中途要经过23座达坂（藏语：高山口）和大大小小共11条河流。

这样的路程，平日最快也要10天左右时间才能到达，如遇雨雪或泥石流冲毁道路的话，则分分钟得花上20来天的时间（在那里，路桥被泥石流冲毁是最平常的士，因此，巡逻的官兵一年到头都几乎在修路搭桥）。

不巧，这一次就整整走了21天。期间因遭遇洪水（也是家常便饭）导致给养被冲走，最后几天竟然发生断粮断水的极端恶劣情况……

完全可以想象，那些无人区或人迹罕至的，有时候就是不设防区域。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控制！

 除此之外，在墨脱的东南方，有一处直抵麦克马洪线的神秘山谷，当地人叫“贡堆神山”，内有一湖叫“棍堆错湖”，这个湖横跨麦克马洪线，有2/3都在靠近印度实控区的一边。

“棍堆错湖”可以是班公错湖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此湖不像班公错那样，有中、印两国的水兵或兵站分别驻扎控制，因为险山峻岭的阻隔，中印两国虽然都有巡逻此地，可是却也未能完全控制，及形成割据。

有驴友称，曾见过解放军把路边的“india”字眼用油漆涂抹掉。

以上两个例子都证明了，中印两国的边境线实际上仍然大把漏洞。

所以，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印度不可能选择与中国在西里古里走廊发生激烈冲突、和中国无意进入阿萨姆邦、以及入侵我亚东康布麻曲河谷的印军一定会被解放军武力驱逐的三大前提下。

那么，上述的“无人区”或“犬牙交错区”，将会是印度发起武装报复的火力点！

西端阿克塞钦与东段藏南是可以排除的，因为前者中方牢牢控制，而且那里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太近，阿三还不敢仰视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而藏南，我们还没有合适的时机来收回。

所以，唯一可能的就是中段的巴里加斯地区与班公错湖！

毫无疑问，莫迪极有可能会选择在此施行“围魏救赵”！

如果他不这样做！那就等着下台，而且印度会因此而进入意识形态动荡期，因为近十年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其精英群体的野心膨胀与极端的民族主义都愈演愈烈，莫迪政府完全有被绑架或胁迫的可能（尽管他自己也愿意）。

而莫迪的下台也必然会导致印度两大党正式决裂，曾经的“老大哥”国大党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将小弟（人民党）逐于朝野的良机。因为被中国击败的莫迪与人民党，当然是1962年我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的手下败将国大党的最佳抨击对象与重夺政权和民心的不二选择。

由两党分裂引发的印度斯坦族群的意识形态分裂，也必然会波及掌握比印度族更多顶层财富与拥有地区资源绝对控制权的少数民族邦，如泰米尔、旁遮普、奥里萨、阿萨姆等人口大邦都会蠢蠢欲动，从而造成政治动态。

也所以，莫迪100%会选择还击！

但是，话又往回说，他不太可能胆大包天到全面开战。

所以，长期的骚扰或借故生事制造边境事端，以逼迫渴望继续和平发展的中国让他体面的结束总理生涯，将是唯一选择。除了中段外，莫迪同时也有可能攻巴，因为吃定我不会与任何第三方国家在当前国策基调下与之结成完全的军事同盟，以及直接参与对方国的国防及政府事务。

​

中国一旦正式援巴，将会为美日正式干涉中印军事摩擦提供“合理”借口，而一直在印度与中国间玩制衡的俄罗斯，可能也会点不舒服。

我们必须防止印度猛烈攻巴或宣布无限期封锁瓜达尔港——这是莫迪手上最大的一张牌！因为一箭三雕！

1、破坏我南亚一带一路计划！

2、将印度洋变成自己的“大内海”！

3、控制南亚，使诸国臣服它的淫威！

五、放心，他的奸计是不会得逞的，打也好处多。

因为我军完全能挡的住印军的小打小闹，而且也能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与远较印度更高的国际声望与影响力制止莫迪“假巴铁”以“制我”的阴谋诡计。

也就是说，猛烈攻巴或封锁瓜达尔港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控制印度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军才是才是印度洋真正的“Boss”。

迪戈加西亚岛美国军事基地：是美国海军在印度洋上惟一的军事基地。它是美国战略轰炸机惟一一个不需加油便能对东、西半球进行军事干预的军事基地。在波斯湾战争(1990～1991年)、美国带头攻击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战争初始阶段(2003年)期间，有许多次是从迪戈加西亚岛军事基地发动空中作战。

如果印度太嚣张胃口太大，美国当然不会答应。

所以，中印洞朗夺据事件的最后结局，必然是以莫迪黯然隐退而告终。

莫迪本人与印度将再次遭遇尼赫鲁和当年的印度同样的下场，因太自大狂妄过头而再次输掉了印度的百年国运——当年战前的印度，经济不比中国差，国际影响力更在中国之上，我们今天都说周恩来总理主导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但其实，除了我国提出的“五项和平共处原则”成为大会最大亮点以外，其实，印度才是那次会议的主角。

印度才是当年的亚洲一哥，甚至在“亚非拉世界”里也丝毫不逊色中国。

就是因为1962年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国策的信用已经破产。在那之前，它是持有相同主张的国家的共同领袖，特别是一些需要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政治小国。

毛泽东的大手一挥不仅打断了印军自二战民族独立运动后树立起来的信心和脊梁骨，更是打断了印度渴望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百年大计。

尼赫鲁因此郁郁而终。

​

而莫迪，也必将步尼赫鲁的后尘，将辛格等几代印度领导人辛辛苦苦重塑的大国风范与形象打回原形——因为，你实在是没办法让别人帮你。

印度专家都说了：“连美国人都不敢这么干”！

聪明如莫迪， 相信目前肯定已后悔不已，就为了那区区一百多米，只因在三年前的楚木惹对峙与我“平分秋色”——当时我军试图建立哨所，但是因为印军阻止，我军最后选择了克制，撤退了一部分人（但后续印军也陆续与我脱离接触）。

就误以为自己可以带领国家“一雪前耻”的了？？

国大党带来的百年国耻与民族伤痛你可以抚平了？？

但是，你要说莫迪聪明吧，可是他竟然把亚东的康布麻曲河谷当成是楚木惹，以为打着“中不争议”旗号的雕虫小技就可以唬弄中国，想顺手复制楚木惹对峙2.0.

想太多了，不知道“韬光养晦”的兔子最喜欢拿法理说事吗？

拉达克在历史上曾经纳入国中的朝贡体系，但是由于它和西藏又是附属国的关系，所以严格来说，拉达克是不能“自古以来”的，我军选择在客观争议地区退出，这叫“见好就收”，是大智慧！

而印度之所以是个低劣民族，就是因为智商不足——真不是故意贬低。

我方已多次明示暗示，只要他撤出亚东，我们就可以当没发生过这回事，以我国务实的作风，既然没有造成事实损失，那当然可以表面继续握手言欢，即便私下加紧防备也罢。

总而言之，明面上的面子莫迪完全可以挣回来，他的政治生命不仅可以保住，还可能会加分。

可是低劣民族就是低劣民族，连最高领导人都这样孩子性，不得不说，实在让人无语——不会说人话，还不会做人事！!

最后再强调一下，我们真的不必担心印度扰边会影响我对台战略与东北亚的对朝战略，三哥是不可能打得过我们的，而且我们对印度领土及印控藏南暂时都没有收复的要求，印度想制造事态升级也于理不足。

以逸待劳，你能奈我何？

给你三哥爬上喀喇昆仑山口也行——只要你敢进来！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广东的一句俗话说就是：“解放军绝对‘妥妥掂’”（妥妥滴）！

一句话：小冲突不可能造成我全盘战略的根本影响。

当年越南扰边10年，马照跑，舞照跳，这就是广域面积大国的好处。

和三哥玩边境摩擦，好处多多：

1、大好河山久见狼，兔子猿牙太久没用过了，不知道有坏牙没？

2、印度是个理想的练兵对手，只要我们在西里古里部署重兵，则三哥无论如何都疯不起来！

3、话说前年三哥有几个邦要造反？？？16个！！好嘛，不妨多几个呗~

4、万一莫迪真的失心疯要全面开战了？？

（有种智商叫三哥的智商……你懂）

其实......那不是更好吗？

1962年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给印度传话，要求印军立即像解放军一样“迅速后撤20公里”（注：印军当时非常听话，主力全线退出整个东北邦，所谓印军“很快又回来”是以讹传讹的谣言，“回来”的只是东北邦的警察与民兵，且其巡逻区域已经与解放军部队完全脱离接触，印军再次蚕食回去都是好几年的事）。

末了，总理还提醒尼赫鲁一句话：

“中国政府保留再次进入争议区的权利“。

这句话，今天依然有效！因为我们从来没宣布过无效！

好吧~无论如何，要感谢莫迪与三哥一番，我们拭目以待！

《洛阳和西安哪一个更能代表中国古都文化？》

文/无风即风

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都是最好的古都，因为两者都是历史上最多朝代或政权以为都城的千年帝都。

洛阳：夏、商、西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

长安：西周、秦、西汉、新朝、玄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其中长安还有东汉献帝（六年）与西晋愍帝（四年），以及唐代武则天篡唐的“武周”的三次短暂记录。

从次数看，长安略胜，但是长安与洛阳又都有过“两都”时期，如周代时长安（镐京）为“宗周”、洛阳为“成周”；东汉也将长安与洛阳设为两都，班固还为此专门写了首诗叫《两都赋》（《西都赋》与《东都赋》）；隋唐也是以此二城为两都。

所以笼统的次数对比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只是算大一统王朝的了？

洛阳：东周、东汉、西晋、隋、唐

长安：西周、秦、西汉、隋、唐。

两城平分秋色。

这么看来，用次数是无论如何都分不出高下的。

那就得去追根溯源。

一、洛阳：是最早的“中国”也是最早的王城

《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此处的“中国”就是指洛阳（不是指秦汉后大一统的“中国”）。

据《尚书·夏书·禹贡》记载，大禹分野划区，共有冀 徐 兖 青 扬 荆 梁 雍 豫 共9个州，冀州为“九州之首”，大概指今晋南、豫西、以及冀南一带。

其中，洛阳因地形制胜而成为冀州的中心，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书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可见洛阳的地理优势是非常之明显的。

沿着今洛阳市的洛水一路向南，分别有夏都斟鄩（有争议）、 商城偃师（无争议）、周代“雒邑”（无争议）、 东汉都城（无争议）、以及隋、唐东都（无争议）一共6大都城遗址。

因此，我们现在总说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其实这个说法是有点不严谨的，而且1500年的建城史也是不严谨的。

事实上，洛阳建城的时间远超我们所知，比如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河图洛书》（目前已知的，没有比这本书更早的上古史籍，相传为伏羲所作）的“洛”字就是指洛水——《周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洛水源出陕西洛南县洛源乡的木岔沟，而洛水以北就是洛阳。

这里又牵引出两个重要信息：

①洛阳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张代表时间起点的“名片”——“州”与“阳”都是中国最早的地理位置之专属名词。其中“州”是指比较大的地方或指部族居住地，如“在河之洲”就是指环绕着河流的高地或山丘；而“夏州”、“戎州”则是指代部族的居住地，可见“州”并不一定是具体面积领域的地理位置。

但是冀州的“州”却独一无二，它一直是指向具体的准确位置，甚至大小。在《禹贡》中，每提到其他八州时，无一例外地要带上如“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淮、海惟扬州”等等附带方位，而冀州前面却没有任何说明。

这就充分说明了冀州是指固定的地理方位，在那个时代，一定已经天下皆知，所以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前置说明。同时，也有下列写法可以看出，其他八州就是围绕着冀州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领域——《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所以上古“九”字是一个虚数，意为“很大”或“无限大”——但这一定义却并不包括冀州。

因此，冀州就是名符其实的九州之“首”、天下之“中”。

而洛阳就是九州之“首”的中央，是真正的天下之中的中央！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以冀州的特殊性，充分有力地说明，它只能是都邑、甚至是王城！

②洛阳之“阳”揭示王城之实

古人有“山之南水之北谓之阳，山之北水之南谓之阴”的地理划分规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直接的说，就是山和水的南北方向在上古时期是不同的——是相反的。

因为东亚在北半球，所以一般山的南面是向阳坡，而山的北面则是背阳坡，因此，山北阴凉而谓之“阴”。

而水了？因为我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水源又全部发迹自青藏高原，所以我国的河流全部都是自西向东流的，而且越往东就越低，所以水的南北方向和山刚好相反：

水的北面地势偏高，阳光普照，故谓“阳”；

南面地势低，多不触及阳光，故谓“阴”。

所以才说洛阳之名来自位于洛水之北。

又众所周知，我国的所有建筑、墓葬，以及一切涉及“忌讳”、“吉凶”的东东都必须坐北朝南。

这一点原因是为何故已不可考，但是我们知道，皇帝、王城是一定要坐北朝南的，因为根据上古礼法，人臣一定要“面北称臣”——要不然，就表示不臣服，有贰心。

而且，在上古时代到秦汉之际，“阳”字也是不能乱用的，有“阳”的城邑基本都是指都城王城或重要的军政中心，如秦帝国的栎阳和咸阳、赵国的“晋阳”、燕国的武阳等。

那么，联系到迟至晚夏与早商之间，洛阳已经是铁板钉钉的王城（二里头）。

综合上述，我们完全相信上古洛阳早已是一座王城——至少在那个时代一定是能达到王城的标准（你不能拿后世标准来比）。

据考古学家判断，二里头兴盛时期的人口，猜测在3-5万人之间，这在当时的东亚地区，甚至是整个地球的同时期，都是超级人口大邑——你知道，罗马是不可能一日建成的。

因此，上古洛阳已进入“王城”时代是客观的判断。

毫无疑问，洛阳建城已超3600-3800年；

建都则超2000多年，这是长安不能比的。

公认的王城

《孟子·万章上》：“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

注意：这里带上了皇权的说明，所以此处的“中国”就是明白无误的王城。

《逸周书·度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武王伐纣后与周公决定重建天洛阳，并称洛阳为“有夏之居”。

《尚书·召诰》详细记载了周公重建“雒邑”（洛阳）的经过。

上古王城洛阳的重生——根据文献年限：大禹的时期为公元前2200 ，那么，到武王重建洛阳时已历至少1000余年。

因此，上古时代：洛阳完胜长安！

二、长安是“大中国”的No.1王城

何为“大中国”？

就是针对上古三代时的“中国”（九州之中）而言，也就是大一统王朝。

夏、商两代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大一统”王朝——请注意，我必须严肃指出今人谈夏商的“统一”时的鄙夷与不屑（尤其是对夏朝）之荒唐无知。

总有人对夏商的“统一”嗤之以鼻为“未统一”。

包括巨多的专业学者，特别是考古学家！

讲道理，这些人的观点是很荒谬的，因为他们的“统一”标准是以秦汉后的“大一统”为参照，这根本就是颠倒是非不讲常识！

这不是先有鸡还是后有蛋的关系，而是夏商周与秦汉根本就是两只不同的“母鸡”好么？？？

大秦所灭的六国是原周朝的版图——这没错。

（同时，西周的版图也与《禹贡》九州相符）。

但是，大秦除灭了中原六雄以外，还灭了历史上从来未归属过中央王朝的巴——重庆、蜀——四川、闽——福建、越——两广，一共4个少数民族国（政权）好吗？？？

所以，严格地说，秦王扫六合其实只是重新统一了周朝鼎盛时期的版图，而攻灭南越后，则是领土扩张，不是“统一”。

既然也说得那么细了，那我们不妨可以顺便记住，其实秦始皇一统天下一共灭了11个国家／政权，分别是：燕、赵、齐、魏、韩、楚、巴、蜀、闽、越、卫。

最后这个卫国，是被历史遗忘的先周宗亲国，秦王扫六合后并未顺势武力收揽此国，而是留着做了卫星国，秦始皇这样做的原因是：一卫国早就已依附秦国；二卫国自战国中后期起，就已经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中立国”—— 类似今天的瑞典、瑞士，啊不~应该说是梵蒂冈才对，即早就失去了实际的“主权”，弱小到完全只能听任其他诸侯国的摆布，一时要认这个国家做爹，一时又要认另一个国家做爹；三是战国七雄毕竟都是出自周王臣下，故对于周武王亲弟弟姬封一系的卫国是始终抱有尊敬的，就像一种信仰（所以我说它更像梵蒂冈）。

总而言之，卫国就这样无惊无险地一直维持到了秦二世时期，胡亥把卫国末代国君“角”废为庶人，才正式结束了姬周王朝的最后一国。

回归主题，再次强调：是大秦的开疆拓土才奠定了后世的“中国”，而不是先有了那个“中国”！

所以，夏商周当然是名符其实的“大一统”国家，只不过一代比一代更大而已。

既然如此，那就来看看夏商周三代时长安的地位。

夏、商无长安，因为“长安”（镐京）是岐周人带过来的。

武王伐纣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原来分裂的两大集团的一场决战，是相较于夏、商的东华夏先民集团更落后的西华夏先民集团的一次“统一”战争。

注：虽然夏朝因周人坚称“有夏氏”、“我有夏”而说自己是夏人的后裔，以及夏朝也有“西来说”（如夏代的“昆吾国”，今山西运城一带，有人称它是夏的旧都）。

因此，似乎夏朝也应是西华夏集团的先民。

然而，不管如何，即使夏人是西来的华夏集团先民，可是其崛起与鼎盛却是在东部，所以，夏商仍应归类为东华夏集团。

因此，长安还是由周人带入中华的。

也所以，长安的历史是自西周起。

同理，长安的开发也是周人完成的。

有兴趣的可以搜索一下“公刘”（周人先祖），周人发展西北，是十分艰苦的创业故事，是农业民族的开天辟地之作。

①最初的“长安”有两座

《诗·大雅》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先有丰京后方有镐京，丰京在西，镐京在东。

而且，两城相距很近。如《尚书·召诰》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周成王）朝步自周（宗周，即镐京），则至于丰”——身为帝王，“步行”上朝？？？

可想而知，丰、镐实为一城，面积总合17平方公里！

“长安”一出世就碾压洛阳！是夏代洛阳（二里头）的5.6倍！

问：西周时的洛阳（雒邑）有多大？

《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成周城（即洛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外城郭)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北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大都会)，制郊甸六百里，国田土为方千里，乃设丘兆于南郊，乃建大社于国中”（注：此处的“国中”对应《诗经·大雅·民劳》里的“中国”，可见此时的“中国”为国家之名与国家及民族之统称的概念已经形成，与西周出土文物《何尊铭》之“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居天下之中，统领万民”的意思是一样的，强调的是皇权、是广袤疆域）。

雒邑大致等于今天洛阳市的洛河和邙山之间的瀍河两岸。

目前的挖掘面积为800平方米，所以估计面积不会大于丰镐。

②长安比洛阳更“现代化”

A、道路与区域规划：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国也就是国都。它是一座方形的城，即方方九里之城。其总体布局为城的每面有3个城门，即都城12门。有南北向的街道9条，东西向的街道9条，即九经九纬。也就是说，通向每个城门的有3条平行的街道，构成左出右入，车从中央的街道格局。经涂9轨，指经纬之途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凡八尺积七十二尺，则此涂十二步也”

B、“前朝后市”：繁华盛世的证明

《周礼·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贾公彦疏：“向市人多，而称大市。”

此即我国最早的贸易集市制度，称为“三时之市”。

大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指商品经济交易，而朝市、夕市，顾名思义，就是集市，不同的是，正如《周礼·司市》所说，朝市“商贾”为主，这显然是由官府组织的；而夕市则是“贩夫贩妇”——这显然有很大的自由性，而且很有些几分今天的“跳虱市场”、“创业集市”的感觉。

《史记·张仪列传》：“臣闻争名者於朝，争利者于市，今 三川 、 周室 ，天下之朝市也”——“争利者于市”，此处太史公对这样的“逐利者”全无贬义，反露褒扬，这无疑表示了西周丰镐商品经济市场是如何的空前发达。

古今中外，史学家一致公认丰镐是中国最早的大城市。

公认丰镐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大城市——难得鬼佬不挑刺~

③长安的军政优势更适应时代

虽然在交通与物产方面，洛阳完胜长安，一是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又兼漕运之便；二是土地天下最肥，年年丰收、岁岁盈余——除了洪患以外，洛阳对比长安真没啥可挑剔的。

但是，因为武王克周后，使中原大地东西连成一片，此时的政治中心不能再只偏向东面，而且东面也十分安全，大海无外敌。所以长安的军政地位与优势开始凸显，泾、渭、沣、涝、浐、灞、高、橘“八水”绕关中，使同样沃野千里，丝毫不逊色洛阳。又随着西周的开明经营，以丰镐为中心，中原王朝逐步控遏西北九戎之地，东进如泻龙门水、西守固若金汤，总能进退自如——如果不是后来分封制的弊端开始显现，导致权力分散，西周是不会亡于犬戎的。

到得大秦崛起时，已经形成“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四大要塞拱卫，八百里秦川已具气吞山河之势，“无敌”天下！

所以，一直持续到唐晚、中原王朝史无前例的衰落前，长安都绝对完胜于洛阳——无论是东周、还是东汉，以东都洛阳为天下第一都，均是不得已之举。

故，进入秦汉之后，宋元之前，洛阳是无法与长安相比的。

三、文化方面

①洛阳是永远的华夏发祥地

唐后期李涪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又“（洛阳）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一力推崇古洛阳华为中华正音。

宋代寇准和丁谓讨论标准音问题，《谈选》记下此事，寇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说“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再次肯定洛阳大学的“读书音”（非民间方言）为“中华正音”。

语言是人类在生理技能上与万物最大的区别，所以洛阳在文化的地位上是长安永远无法比拟的。

更别提“三皇五帝”与洛阳的历史了——几乎都是在东岸发生的。

②长安是华夏族问鼎帝国之巅的见证

但是，虽然在文化之根方面，长安与洛阳差距如此悬殊，但是正如笔者前文强调过的那样，洛阳只能代表“东中国”或顶多是“东&北中国”，而统一西、南，并一并将东西南北变成中华民族版图的必须是大秦帝国。

自秦以降，一直到唐代，长安都是天下第一都，而且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崛起到极盛的全过程。

所以，无论洛阳此前有多深的文化底蕴，但是在秦汉之后，长安已经事实代替了洛阳成为真正的第一王城，不可否认。

无洛阳，不华夏；无长安，不中国。

一民族，一国家，皆为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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