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风之谷
Viewing all 106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征服黄河800年!大禹后的中华渗水英雄第一人,今已无人知晓

$
0
0

问:开封“城摞城”的奇观是怎么来的?

本来兴致勃勃地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百度一下,却感觉很失望。百度里的中国古代治水专家竟然没有我想说的那,哎……被遗忘的中华治水英雄。

注:我要讲的那位治水英雄不在名单内,容后介绍。


其实我是想按题目来科普为何会造成开封的“城摞城”的,而不是来回答那6座被埋在地底的城市是什么城市(魏国大梁城、唐汴州、宋东京、金、元、明开封城)。



因为,治水就是中华民族起源的主旋律,大禹是我华夏开元圣朝夏朝的开国君主。然而,因为近代的疑古风,使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遭到史无前例的怀疑。其中,大禹及其英雄事迹也不得幸免。清末民初,以胡适与顾颉刚等为首的“疑古派”领袖曾一度掀起否定华夏源头与整个华夏上古史的风潮,使我民族认同感发生了大面积的滑坡效应,一时间,人人以疑古为荣,历史被撕得七零八落……

幸好的是,随着殷墟的发现与挖掘终遏止住了这一股势头,然而,主义已立,自会长期延续,所以多年来大禹治水也陷入争议漩涡之中。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一次海外的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了一块足可挽救中华民族信仰的宝贝——遂公盨!



此物经文物专家认定为西周中期青铜器珍品,98字铭经破译首句为:“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出土文物中找到大禹,及他治水的记载!

此发现意义重大,不仅有力地证明大禹治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而且将治水时间提前了足足700年!

遂公盨铭文全文释读如下:

天命禹敷土,掘山浚川,乃奉方执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久贶唯德,民好明德。寡在天下用,久佋好益,养懿德康;亡不懋老,友盟明经,齐好祀舞;晛心好德,声遘亦唯协天;妥用老神,复用承禄,永御于宁。燹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



铭文中不仅讲述了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的具体过程,以及划定九州勾勒出最早中国版图的创举,还阐述了大禹的“德政”与“仁政”思想。

此一发现,使持如胡适般观点“吾国之历史,拿掉2000年才开始方更妥”(大意)者无言以对,最开始,这些疑古派以“上古三代无信史”而全面否定中国的5000年历程,后在殷墟发现后又转移火力全面否定夏朝。

因此,夏朝就真的成为我民族起源的绝对关键。

《遂公盨》铭文与传世文献上古书籍之大成者《尚书》完全形成相互印证,又能与《诗》《书》发现联系。所以,《遂公盨》无疑是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的。

“治国先治水”——华夏族就是这样起家的。因为我们民族的母亲河是黄河,它是一条名符其实的千古狂野之河。

正是它缔造了开封城“城摞城”的沉积之奇迹。

说道这条母亲河,真的不说你不知道,直到元明清时期,我国才确定它的源头。



(图为黄河源头——青海腹地)

而在过去的三五千年了,有记录的改道就达到1500余次,尤其是喜怒无常的下游领域,几次差点把中原大地都给毁了。

所以,不怕冒犯地说一句:这真是一位狠心的“母亲”。

其实,你知道吗?

不管是多次迁都的殷商,还是居无定所的岐周人,以及也有多次迁都记录的夏朝,华夏族早年的流浪生活,和洪患有很大关系,由于泥沙淤积,全长5464公里的黄河的大部分河段里,河床都高于流域内的城市和农田。而那个年代的生产力还非常低下,不具备修筑大型水利工程与城市防御的能力。往往水一冲,就得拖家带口,甚至是直接就逃命去了(考古发现已多次找到毁灭洪水中的整片整片古村落以及溺亡的人们)。

而且,又由于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因此,黄河越往东去,就越“悬”——所以古人亦称它“悬河”……很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恰恰就是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



所以那些不信古代有治水的人到底是什么脑子???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大禹,那么中华民族将无法立足在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早就越走越远了,也就没有后来了。

年轻人们,现在你终于该明白,为何靠治水而立世的大禹事迹会流传如此之久又经久不衰了吧?

而除了大禹以外,历史上还有多位可与之比肩的治水英雄,如楚国孙叔敖、魏国西门豹、秦帝国的李冰父子。周秦汉以后的范仲淹、王安石、郭守敬,一直到明代的潘季训。

我华夏治水英雄唯一可与大禹相提并论者,个人认为就是我在百度搜索中发现被漏掉的那位——伤心啊!

他就是征服黄河800年,有黄河“千年无患”之彪悍纪录的东汉治水功臣——王景!



《后汉书》:王景,字仲通,乐浪郡(今朝鲜平壤)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山东即墨)人。好道术,明天文。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伎艺。辟司空伏恭府。时有荐景能理水者,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吴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复为害。

王景治水用的墕流法(使用石砌溢流堰防洪的办法),总结就是一句“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

具体是怎么样做都?有多种说法,在此就不展开讲,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王景治水的“千年无患”之功绩,也不随随便便得来的,史书说他一开始“遂发卒数十万……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执,凿山阜,破砥绩……疏决壅积,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为了支持王景治水,东汉政府都为此而财政紧张!

幸好王景不孚众望,最终成功使改道的黄河流入汴渠,奠定了往后800年的太平黄河,自东汉明帝以降到南宋期间,黄河确实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改道。

论“账面”成绩,王景绝逼是大禹以后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为了表彰王景的彪炳功绩,汉明帝特颁诏评价是:“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

指出王景的工作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使黄河不再四处泛滥,泛区百姓得以重建家园(亏得钱又提汉朝挣回去咯),以九五至尊之身——这评价不能再高!

与大禹对比,王景似乎算是个“官二代”,还是“富二代”,汉明帝还为他花了上百亿钱。

有的人会不会:“用钱堆出来的”(成功)???

话说王景治水虽然条件巨好,但是没有成功是靠运气的,王景的吃苦耐劳与坚韧不拔丝毫不亚于大禹,《后汉书卷·循吏列传》:“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卒于官。 ”

和大禹一样殚精竭虑,最后还死在灾后重建的仕途上。

致敬!

再说一遍:

中华民族是治水起家的,因此治水英雄就是中华英雄!

如果不是后世有人人为的破坏了他的设计,那么,开封城是不会被淹没的。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守卫东京(今开封)的长官杜充,为挡金军南下,在滑县李固渡附近扒开了黄河。河水如野马,黄龙滚滚,如泗夺淮,黄泛沃野,百姓受难。明代后期,在黄河两岸筑起双重堤防,约400年之后,黄河才基本沿民权、砀山、徐州、宿迁、淮安等地,最后入海。

杜充这一扒不仅把大宋的东淹到了水下20米,还同时害惨了几乎整整一个明朝,甚至还影响了清朝。

810年后,有一个人竟然妨效了杜充之举,他叫蒋介石。



1938年5月下旬,以12个师总兵力近20万人的精锐力量却仍无法歼灭兰封附近5000~6000名日军的国民党部队,终于被集结增援的日军两个师团逼近郑州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

尽管当时的第一战区共有30个师的兵力(大部分为中央嫡系),但是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亲自命令下,于6月9日9时炸开了花园口,时值大雨,汹涌的河水奔腾而出,经小河入淮河,从淮入海,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左右,影响范围总面积达30.000平方公里,实际受淹成灾面积13,000~15,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0,000人,3,900,000人外逃,890,000人死亡,淹没耕地19,934,000亩,经济损失折合银元达1,091,762,000元。(韩启桐、南钟万《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1948年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编写并出版。)

一夜之间,豫东、皖北、苏北成为一片泽国,形成了黄泛区,这就是民国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黄水抗战”。



总而言之,黄河这位“母亲”真的很可怕。



读史以馆今,近年来长江愈来愈有“接班”黄河的倾向,望社会各界与政府重视,祈祷告别困扰了中华几千年的水患。


 

征服黄河800年!大禹后的中华渗水英雄第一人,今已无人知晓

$
0
0

问:开封“城摞城”的奇观是怎么来的?

本来兴致勃勃地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百度一下,却感觉很失望。百度里的中国古代治水专家竟然没有我想说的那,哎……被遗忘的中华治水英雄。

注:我要讲的那位治水英雄不在名单内,容后介绍。


其实我是想按题目来科普为何会造成开封的“城摞城”的,而不是来回答那6座被埋在地底的城市是什么城市(魏国大梁城、唐汴州、宋东京、金、元、明开封城)。



因为,治水就是中华民族起源的主旋律,大禹是我华夏开元圣朝夏朝的开国君主。然而,因为近代的疑古风,使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遭到史无前例的怀疑。其中,大禹及其英雄事迹也不得幸免。清末民初,以胡适与顾颉刚等为首的“疑古派”领袖曾一度掀起否定华夏源头与整个华夏上古史的风潮,使我民族认同感发生了大面积的滑坡效应,一时间,人人以疑古为荣,历史被撕得七零八落……

幸好的是,随着殷墟的发现与挖掘终遏止住了这一股势头,然而,主义已立,自会长期延续,所以多年来大禹治水也陷入争议漩涡之中。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一次海外的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了一块足可挽救中华民族信仰的宝贝——遂公盨!



此物经文物专家认定为西周中期青铜器珍品,98字铭经破译首句为:“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出土文物中找到大禹,及他治水的记载!

此发现意义重大,不仅有力地证明大禹治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而且将治水时间提前了足足700年!

遂公盨铭文全文释读如下:

天命禹敷土,掘山浚川,乃奉方执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久贶唯德,民好明德。寡在天下用,久佋好益,养懿德康;亡不懋老,友盟明经,齐好祀舞;晛心好德,声遘亦唯协天;妥用老神,复用承禄,永御于宁。燹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



铭文中不仅讲述了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的具体过程,以及划定九州勾勒出最早中国版图的创举,还阐述了大禹的“德政”与“仁政”思想。

此一发现,使持如胡适般观点“吾国之历史,拿掉2000年才开始方更妥”(大意)者无言以对,最开始,这些疑古派以“上古三代无信史”而全面否定中国的5000年历程,后在殷墟发现后又转移火力全面否定夏朝。

因此,夏朝就真的成为我民族起源的绝对关键。

《遂公盨》铭文与传世文献上古书籍之大成者《尚书》完全形成相互印证,又能与《诗》《书》发现联系。所以,《遂公盨》无疑是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的。

“治国先治水”——华夏族就是这样起家的。因为我们民族的母亲河是黄河,它是一条名符其实的千古狂野之河。

正是它缔造了开封城“城摞城”的沉积之奇迹。

说道这条母亲河,真的不说你不知道,直到元明清时期,我国才确定它的源头。



(图为黄河源头——青海腹地)

而在过去的三五千年了,有记录的改道就达到1500余次,尤其是喜怒无常的下游领域,几次差点把中原大地都给毁了。

所以,不怕冒犯地说一句:这真是一位狠心的“母亲”。

其实,你知道吗?

不管是多次迁都的殷商,还是居无定所的岐周人,以及也有多次迁都记录的夏朝,华夏族早年的流浪生活,和洪患有很大关系,由于泥沙淤积,全长5464公里的黄河的大部分河段里,河床都高于流域内的城市和农田。而那个年代的生产力还非常低下,不具备修筑大型水利工程与城市防御的能力。往往水一冲,就得拖家带口,甚至是直接就逃命去了(考古发现已多次找到毁灭洪水中的整片整片古村落以及溺亡的人们)。

而且,又由于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因此,黄河越往东去,就越“悬”——所以古人亦称它“悬河”……很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恰恰就是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



所以那些不信古代有治水的人到底是什么脑子???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大禹,那么中华民族将无法立足在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早就越走越远了,也就没有后来了。

年轻人们,现在你终于该明白,为何靠治水而立世的大禹事迹会流传如此之久又经久不衰了吧?

而除了大禹以外,历史上还有多位可与之比肩的治水英雄,如楚国孙叔敖、魏国西门豹、秦帝国的李冰父子。周秦汉以后的范仲淹、王安石、郭守敬,一直到明代的潘季训。

我华夏治水英雄唯一可与大禹相提并论者,个人认为就是我在百度搜索中发现被漏掉的那位——伤心啊!

他就是征服黄河800年,有黄河“千年无患”之彪悍纪录的东汉治水功臣——王景!



《后汉书》:王景,字仲通,乐浪郡(今朝鲜平壤)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山东即墨)人。好道术,明天文。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伎艺。辟司空伏恭府。时有荐景能理水者,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吴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复为害。

王景治水用的墕流法(使用石砌溢流堰防洪的办法),总结就是一句“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

具体是怎么样做都?有多种说法,在此就不展开讲,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王景治水的“千年无患”之功绩,也不随随便便得来的,史书说他一开始“遂发卒数十万……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执,凿山阜,破砥绩……疏决壅积,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为了支持王景治水,东汉政府都为此而财政紧张!

幸好王景不孚众望,最终成功使改道的黄河流入汴渠,奠定了往后800年的太平黄河,自东汉明帝以降到南宋期间,黄河确实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改道。

论“账面”成绩,王景绝逼是大禹以后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为了表彰王景的彪炳功绩,汉明帝特颁诏评价是:“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

指出王景的工作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使黄河不再四处泛滥,泛区百姓得以重建家园(亏得钱又提汉朝挣回去咯),以九五至尊之身——这评价不能再高!

与大禹对比,王景似乎算是个“官二代”,还是“富二代”,汉明帝还为他花了上百亿钱。

有的人会不会:“用钱堆出来的”(成功)???

话说王景治水虽然条件巨好,但是没有成功是靠运气的,王景的吃苦耐劳与坚韧不拔丝毫不亚于大禹,《后汉书卷·循吏列传》:“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卒于官。 ”

和大禹一样殚精竭虑,最后还死在灾后重建的仕途上。

致敬!

再说一遍:

中华民族是治水起家的,因此治水英雄就是中华英雄!

如果不是后世有人人为的破坏了他的设计,那么,开封城是不会被淹没的。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守卫东京(今开封)的长官杜充,为挡金军南下,在滑县李固渡附近扒开了黄河。河水如野马,黄龙滚滚,如泗夺淮,黄泛沃野,百姓受难。明代后期,在黄河两岸筑起双重堤防,约400年之后,黄河才基本沿民权、砀山、徐州、宿迁、淮安等地,最后入海。

杜充这一扒不仅把大宋的东淹到了水下20米,还同时害惨了几乎整整一个明朝,甚至还影响了清朝。

810年后,有一个人竟然妨效了杜充之举,他叫蒋介石。



1938年5月下旬,以12个师总兵力近20万人的精锐力量却仍无法歼灭兰封附近5000~6000名日军的国民党部队,终于被集结增援的日军两个师团逼近郑州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

尽管当时的第一战区共有30个师的兵力(大部分为中央嫡系),但是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亲自命令下,于6月9日9时炸开了花园口,时值大雨,汹涌的河水奔腾而出,经小河入淮河,从淮入海,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左右,影响范围总面积达30.000平方公里,实际受淹成灾面积13,000~15,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0,000人,3,900,000人外逃,890,000人死亡,淹没耕地19,934,000亩,经济损失折合银元达1,091,762,000元。(韩启桐、南钟万《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1948年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编写并出版。)

一夜之间,豫东、皖北、苏北成为一片泽国,形成了黄泛区,这就是民国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黄水抗战”。



总而言之,黄河这位“母亲”真的很可怕。



读史以馆今,近年来长江愈来愈有“接班”黄河的倾向,望社会各界与政府重视,祈祷告别困扰了中华几千年的水患。


 

征服黄河800年!大禹后中华治水英雄第一人,无人知晓

$
0
0

问:开封城下的6座古城池是怎么来的?

本来兴致勃勃地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百度一下,却感觉很失望。百度里的中国古代治水专家竟然没有我想说的那,哎……被遗忘的中华治水英雄。

注:我要讲的那位治水英雄不在名单内,容后介绍。

其实我是想按题目来科普为何会造成开封的“城摞城”的,而不是来回答那6座被埋在地底的城市是什么城市(魏国大梁城、唐汴州、宋东京、金、元、明开封城)。



因为,治水就是中华民族起源的主旋律,大禹是我华夏开元圣朝夏朝的开国君主。然而,因为近代的疑古风,使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遭到史无前例的怀疑。其中,大禹及其英雄事迹也不得幸免。清末民初,以胡适与顾颉刚等为首的“疑古派”领袖曾一度掀起否定华夏源头与整个华夏上古史的风潮,使我民族认同感发生了大面积的滑坡效应,一时间,人人以疑古为荣,历史被撕得七零八落……

幸好的是,随着殷墟的发现与挖掘终遏止住了这一股势头,然而,主义已立,自会长期延续,所以多年来大禹治水也陷入争议漩涡之中。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一次海外的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了一块足可挽救中华民族信仰的宝贝——遂公盨!


此物经文物专家认定为西周中期青铜器珍品,98字铭经破译首句为:“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出土文物中找到大禹,及他治水的记载!

此发现意义重大,不仅有力地证明大禹治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而且将治水时间提前了足足700年!

遂公盨铭文全文释读如下:

天命禹敷土,掘山浚川,乃奉方执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久贶唯德,民好明德。寡在天下用,久佋好益,养懿德康;亡不懋老,友盟明经,齐好祀舞;晛心好德,声遘亦唯协天;妥用老神,复用承禄,永御于宁。燹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


铭文中不仅讲述了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的具体过程,以及划定九州勾勒出最早中国版图的创举,还阐述了大禹的“德政”与“仁政”思想。

此一发现,使持如胡适般观点“吾国之历史,拿掉2000年才开始方更妥”(大意)者无言以对,最开始,这些疑古派以“上古三代无信史”而全面否定中国的5000年历程,后在殷墟发现后又转移火力全面否定夏朝。

因此,夏朝就真的成为我民族起源的绝对关键。

《遂公盨》铭文与传世文献上古书籍之大成者《尚书》完全形成相互印证,又能与《诗》《书》发现联系。所以,《遂公盨》无疑是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的。

“治国先治水”——华夏族就是这样起家的。因为我们民族的母亲河是黄河,它是一条名符其实的千古狂野之河。

正是它缔造了开封城“城摞城”的沉积之奇迹。

说道这条母亲河,真的不说你不知道,直到元明清时期,我国才确定它的源头。


(图为黄河源头——青海腹地)

而在过去的三五千年了,有记录的改道就达到1500余次,尤其是喜怒无常的下游领域,几次差点把中原大地都给毁了。

所以,不怕冒犯地说一句:这真是一位狠心的“母亲”。

其实,你知道吗?

不管是多次迁都的殷商,还是居无定所的岐周人,以及也有多次迁都记录的夏朝,华夏族早年的流浪生活,和洪患有很大关系,由于泥沙淤积,全长5464公里的黄河的大部分河段里,河床都高于流域内的城市和农田。而那个年代的生产力还非常低下,不具备修筑大型水利工程与城市防御的能力。往往水一冲,就得拖家带口,甚至是直接就逃命去了(考古发现已多次找到毁灭洪水中的整片整片古村落以及溺亡的人们)。

而且,又由于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因此,黄河越往东去,就越“悬”——所以古人亦称它“悬河”……很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恰恰就是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

所以那些不信古代有治水的人到底是什么脑子???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大禹,那么中华民族将无法立足在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早就越走越远了,也就没有后来了。

年轻人们,现在你终于该明白,为何靠治水而立世的大禹事迹会流传如此之久又经久不衰了吧?

而除了大禹以外,历史上还有多位可与之比肩的治水英雄,如楚国孙叔敖、魏国西门豹、秦帝国的李冰父子。周秦汉以后的范仲淹、王安石、郭守敬,一直到明代的潘季训。

我华夏治水英雄唯一可与大禹相提并论者,个人认为就是我在百度搜索中发现被漏掉的那位——伤心啊!

他就是征服黄河800年,有黄河“千年无患”之彪悍纪录的东汉治水功臣——王景!


《后汉书》:王景,字仲通,乐浪郡(今朝鲜平壤)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山东即墨)人。好道术,明天文。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伎艺。辟司空伏恭府。时有荐景能理水者,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吴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复为害。

王景治水用的墕流法(使用石砌溢流堰防洪的办法),总结就是一句“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

具体是怎么样做都?有多种说法,在此就不展开讲,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王景治水的“千年无患”之功绩,也不随随便便得来的,史书说他一开始“遂发卒数十万……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执,凿山阜,破砥绩……疏决壅积,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为了支持王景治水,东汉政府都为此而财政紧张!

幸好王景不孚众望,最终成功使改道的黄河流入汴渠,奠定了往后800年的太平黄河,自东汉明帝以降到南宋期间,黄河确实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改道。

论“账面”成绩,王景绝逼是大禹以后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为了表彰王景的彪炳功绩,汉明帝特颁诏评价是:“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

指出王景的工作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使黄河不再四处泛滥,泛区百姓得以重建家园(亏得钱又提汉朝挣回去咯),以九五至尊之身——这评价不能再高!

与大禹对比,王景似乎算是个“官二代”,还是“富二代”,汉明帝还为他花了上百亿钱。

有的人会不会:“用钱堆出来的”(成功)???

话说王景治水虽然条件巨好,但是没有成功是靠运气的,王景的吃苦耐劳与坚韧不拔丝毫不亚于大禹,《后汉书卷·循吏列传》:“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卒于官。 ”

和大禹一样殚精竭虑,最后还死在灾后重建的仕途上。

致敬!

再说一遍:

中华民族是治水起家的,因此治水英雄就是中华英雄!

如果不是后世有人人为的破坏了他的设计,那么,开封城是不会被淹没的。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守卫东京(今开封)的长官杜充,为挡金军南下,在滑县李固渡附近扒开了黄河。河水如野马,黄龙滚滚,如泗夺淮,黄泛沃野,百姓受难。明代后期,在黄河两岸筑起双重堤防,约400年之后,黄河才基本沿民权、砀山、徐州、宿迁、淮安等地,最后入海。

杜充这一扒不仅把大宋的东淹到了水下20米,还同时害惨了几乎整整一个明朝,甚至还影响了清朝。

810年后,有一个人竟然妨效了杜充之举,他叫蒋介石。


1938年5月下旬,以12个师总兵力近20万人的精锐力量却仍无法歼灭兰封附近5000~6000名日军的国民党部队,终于被集结增援的日军两个师团逼近郑州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

尽管当时的第一战区共有30个师的兵力(大部分为中央嫡系),但是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亲自命令下,于6月9日9时炸开了花园口,时值大雨,汹涌的河水奔腾而出,经小河入淮河,从淮入海,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左右,影响范围总面积达30.000平方公里,实际受淹成灾面积13,000~15,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0,000人,3,900,000人外逃,890,000人死亡,淹没耕地19,934,000亩,经济损失折合银元达1,091,762,000元。(韩启桐、南钟万《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1948年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编写并出版。)

一夜之间,豫东、皖北、苏北成为一片泽国,形成了黄泛区,这就是民国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黄水抗战”。


总而言之,黄河这位“母亲”真的很可怕。


读史以馆今,近年来长江愈来愈有“接班”黄河的倾向,望社会各界与政府重视,祈祷告别困扰了中华几千年的水患。



 

如果秦始皇没能成功扫六国,那哪个国家能完成统一?

$
0
0

如果秦始皇没能成功扫六国,那哪个国家能完成统一?

文/无风即风

我曾经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秦始皇没有统一中国的话,那么理该不会有第二个国家能接替完成此事。理由如下:

很简单,战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大概在2000万~3000万之间,秦灭六国一共杀了多少人?

答:160万~220万!!!这是个非常血腥可怕的数字!不管两千万至三千万之间的区间多大,假设战国时的人口按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里,学术界目前最高估值的4500万人口的此一数字,那么我们即使取160万战死的数值,阵亡率也达到了惊人的全国总人口之0.4%!!这个阵亡率与苏联二战的阵亡率相当(二战苏联约1.6亿人口,阵亡近700万人)。众所周知,苏联的二战伤亡人数为2500多万,也就是说,伤亡率起码是死亡率的三倍。那么,秦国灭六国之战至少导致了480万~660万的战斗伤亡——死伤人数占全国10-14%!!!远超后世所有人类战争!

若再加上非战斗伤亡,那数字真的无法想像!

虽然冷兵器时代的战损率可能未必能笼统地套用热兵器时代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大秦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是以斩获人头数量为衡量标准的,因此,战国时的战损率恐怕会比现代还更高,而不是更低。

所以,我们当然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之功,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了大秦扫六合的过程是如此的血流成河和惨无人道!


也因此,对于大秦一统后的短命,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大秦,它把自己的道德信用用尽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

这种血海深仇是不可能短时间就遗忘的,况始皇灭六国速度实在太快,没来得及在文化上完成渗透,六国的精英阶层大多都还在,要是没有张良、韩信、项梁、项羽、魏咎以及齐国三兄弟等六国余裔,仅仅以陈涉、吴广之流怎么可能灭得了铁血大秦了是不是?即使是再多几个我大汉高祖也不可能灭亡秦国。

毫无疑问:能阻止大秦统一天下的只有赵国与楚国。

始皇在扫六合的过程中,确实只有这两国让大秦动了全力。

假设①:败于赵国,秦国必早亡

假设“番吾之战”后秦国开始衰落,那么它的结局必然是被东方六国群起而灭之,顶不了几年——实话实说,这一次也是六国灭秦国的最后机会了,虽然此役没有伤及秦国的国本,但是确实也没有更好的时机了,假设六国在此战后能抛弃成见,结成坚固同盟,那么这苦头绝对是够嬴政吃的。

假设②:败于楚国,天下或三分


从战斗层面来看,秦灭赵最艰难,皆因“胡服骑射”后的赵军有与秦军一样的勇武和比秦更精湛的射术(长期与匈奴作战),又更擅打野战、打硬仗,始皇灭赵足足用了9年,如果算上秦王政二十五年灭赵代的话,则足足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但如果从国力、国本来讲,则灭楚最难,而且风险颇大,秦军参战兵力达到了灭六国中的最大数字60万人,实际动用人数则应该超过了100万人,为灭楚秦国也耗费了相当的国力,因为楚国地域辽阔、而且城高池深,又颇为富有。因此秦军一改以往不可一世气吞如虎的气势,变成了稳扎稳打的消耗战以疲敌制胜。

假如不是楚人缺乏神帅与名将的话,那么这一仗鹿死谁手真的难说了。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秦灭楚无果,那么秦也必然无力再北上。如此则齐、燕将有可能组成同盟而得以苛延,楚也会意识到联结燕齐以制秦的重要性。

因此,秦败于楚,天下很容易会形成三分。

所以,根据以上两种假设,且不脱离历史之史实,如赵国虽武力甚diao,但是国土太小,而且向处四战之地,有雄者之风却没有王者之气。而楚国虽然在综合国力上与秦一样具有统一全国的资格,但是因其长期以“蛮夷”而自居,一贯以恣意放荡的国风而为北方诸国所不齿,所以楚国没有统一中原的文化向心力,即使不考虑他不咋滴的武力也罢,在“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综上所述,第一种假设:中国不会统一,最终会走向欧洲路线,分裂成更多的小国。

儒家能不能统一?不是说儒家强调“克已复礼,尊王攘夷”吗?

这一点确实没错,便是姑且不讲周王室已经气数尽矣,就说儒家的这种以“礼”来规束坐大的诸侯,无异于痴人梦话,孔儒有了权力的表征是在汉武时的董仲舒之“君权神授”确立后才出现的,此前的儒家不可能具有统一全国的力量,更没有助推中央集权制的土壤。

所以,如果以法家为代表的秦国失败了,那么中原大地上的国家顶多就是回到春秋时刻的联盟制,不可能走向高度统一。

第二种假设:秦国会在嬴政后期或是在新的君主带领下——卫鞅虽死,但秦法已永固,因此必然会诞生新一代雄主,从而还是完成了统一中国之伟业。

该是你的还是你的,跑不了。

赳赳大秦,万岁!


 

为什么我国的朝代只有两三百年?什么是历史周期律?

$
0
0

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宠大的话题,本人曾专文论述过。

其实就是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时说过:“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其实,这个理论也不是黄炎培的首创,中华先贤几千年前就发现了,如《左传·荘公十一年》:

“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还有《孟子·离娄章句下》: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民间亦向来有谚语传曰:“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

可见,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定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角度来讲,这就叫“世间万物的普遍内在真理”。

确实,无论是哪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大多数的辉煌传承都循环在“三”与“五”的两个奇数之间或上下:

(一)西汉以景、文、武、昭、宣共5位杰出帝王缔造了西汉210年的国祚;

(二)东汉光武帝、明、章、和共4位帝王延续大汉国祚近200年;

(三)大唐太宗、武曌、高宗、玄宗、宪宗(元和中兴)、武宗(会昌中兴)6位杰出帝王缔造了大唐近三百年国祚;

(四)大明以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孝宗(弘治中兴),如加上神宗万历之的张居正改革则一共6位杰出帝王奠定了大明276年国祚,可与大唐(289年)比肩。

(五)大清王朝,虽然与世界相比,满清已经开始落后,但是就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政治来讲,倒不妨为一盛世,即康雍乾3朝。

除去汉、唐、明、清外,另外还有几个完成了大一统却比较短命的、以及未完成大一统但却偏居一隅且又国运长久的王朝:

(一)大秦:没啥好说的,史无前例大一统,惜二世不给力;

(二)西晋:国祚37年,且夺曹魏天下,可忽略不计;

(三)东晋:国祚103年,勉强达到百年,而且杰出帝王不多,能拎出来遛一遛的,恐怕只有孝武帝与明帝,真要较真起来孝武帝也一般般,只有明帝可称明君;

(四)大隋:与西晋一样才只有37年,可不同的是大隋的国力极其强大,而且政治也一度昌明休仁,一派盛世景象,如果抛却始皇的万世之功先不论,那么大隋应该是中国帝制历史里最可惜的一个朝代;

(五)北宋:太祖、太宗、仁宗,若可以加上神宗,那么北宋确实算得上盛世,只可惜先天不足,一“出世”就被石敬瑭挖了个那么大的坑,所以没辙,但是在四面受敌之下国祚仍然达到167年,不容易了。

(六)南宋:只有孝宗可称为明君(干淳之治),南宋之所以还能苟活152年,很大程度得益偏居以及西夏的崛起制衡了金朝的继续扩张,要不然真难说;

(七)大元:除忽必烈外无明君可言

​英宗、文宗、仁宗都还可以,但可惜其政治理想都死于襁褓或功败垂成,因此以结果导向而言,这三人所代表的时代无法被认定为盛世。最重要的是,以少数民族身份统治绝大多数人口之主体民族,却始终不推行汉化,这样的王朝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在此列——个人倾向认为元蒙王朝就是华夏族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准亡国。


那么,通过上述两种王朝类型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在抛开疆域上的大一统与国运长久先不论,我们可以肯定来自孟子的“五世而斩”与古老的谚语“富不过三代”的定律是极其精准独到的:

凡涌现过3个明君的,就一定能延续到“4”或“5”甚至以上;

凡有3个盛世以上的,国祚都可以超过了两百年或上下;

凡不够3明君的,无一例外不是早亡就是衰落;

凡达不到3次盛世的,国祚无一能超过200年。

如果你觉得不够说服力的,我们还可以上溯至先秦时代:

(一)尧舜禹:唐尧、虞舜,夏禹,不管这三个人是代表某个部落或群体,还是某个人也罢,确实就是“三”;

(二)夏:少康、芬、泄,三位都是夏朝比较有为的君主,如果不是他们几个人,那么夏估计早因后羿夺国而亡了;

(三)商:汤、太戊、祖乙、盘庚、武丁,商强于夏,无怪;

(四)周:武王与周公(成王)、康王(成康之治)、穆王盛世、奠定大周800年国祚,“吐哺制《礼》”的周公当力推首功,但是没有这几位杰出的继承者,也是不可能的。

​东周后就可以不算周王室了,因为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其中两个国家成了佼佼者,分别是大秦帝国与楚王国:

【秦】不必废言,“六世余烈”,个个雄主,故大秦终问鼎!

【楚】武王、文王、成王、庄王,还有威王,成楚大业!

​以上所有例子都反映出:“三世而衰”/“五世而斩”,无一例外!

毋庸置喙,我中华先贤确有超越人类极限的天大智慧!!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了???

其实不难理解,无非就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一个真理:

即开头、高潮、尾声——顶多加一个“最后一搏”,即“中兴”。

请问,你没发生衰落,又怎么会有“中兴”?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三世而衰”/“五世而斩”的原因了。

那么,把“三五定律”放到历史的时间线条里,对应的无疑就是:开国、盛世、亡国,只要“盛世”一消失,国祚就会进入亡国倒计时,这就叫:盛!极!而!衰!

用现代名词来比喻,可以联系到一个叫“峰终定律”的逻辑概念,即人们往往只比较容易记得事件的“高潮”与“结局”——这侧面反映及佐证了,王朝是有“峰值”与“终值”的,“三五定律”是存在的。而且“峰值”是决定“终值”的先兆。

​所以说才会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很可怕吧!强盛竟然代表衰落的开始!

下面,就来看看每一个盛世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衰”的:

(一)西汉,亡于外戚干政,但国家与民族的根基很稳;

(二)东汉,亡于宦官专权,但民族根基依然稳固;

(三)大唐,亡于藩镇割据,民族根基十分不稳,与汉相反;

(四)发明,亡于农民起义的内乱,还是亡于后金的崛起之外忧?两者有之。

(五)大清,这个毫无疑问就是亡于闭关锁国,没得狡辩。

【任何问题,首先都必须捉住主要的!然后才是次要的!】

以上疆域大一统 国运长久的4大王朝的盛世,无一不是衰落的开始(除去两汉不是那么明显外)。

★西汉从“昭宣中兴”开始走向衰落;

★东汉从“明章之治”开始走向衰落;

★大唐从“元和会昌中兴”走向衰落;

★大明从“弘治中兴”开始走向衰落;

★大清从“康雍乾盛世”开始走向衰落。

盛世即意味着衰落!高潮即意味着结束!中兴,则意味着还有最后一丝残喘之机!

无论谁,到了“中兴”的临界点,就必然无法阻止衰亡!

到底是何原因?为什么都“中兴”了,还是避免不了呢??

其实原因没什么好穷尽的,无非如人一样,世间万物都存在自己的自身极限。

朝代也一样,影响朝代寿命的,无非以下几种:

​必须是这些顶层设计。

没有永远完美的制度,也没有永远圣明的君王;同理也不会有永远灵光的统治思想与永远都焕发生机的文化与文明。

所谓的“中兴”其实就犹如人之潜能的最后一点挖掘,当政策、思想、文化走到尽头时,拥有再出色的时代领袖也必然无济于事,因为路的尽头已经显现,你再向前也走不了多远,甚至很快就无路可走——只能续命,而不能重生。

那么,应该怎么办了?

历史地看,有人选择走新路,有人选择走老路,目的都是为了重生。

【老路】

①孔子要求的“尊王攘夷”与“克己复礼”就是走回头路;

②王莽篡汉改革也是走老路,他的所谓创新就是《周礼》;

③唐朝让儒家变成纯学术,不像大汉那样用以治国,就是保守路线——所以唐没能超越大汉,也所以唐以后中国开始被世界缩小距离;

④宋将儒学中最重要的2点“反叛精神”,即“谟”与“训”给彻底换成了“君臣父子”这样的关系,这是直接阉割了儒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又将儒家中浩瀚无垠的胸怀“天人合一”给化成了“存天理去人欲”——出处的“欲”是贬义,也就是说《周礼》儒学中的“人之初性本善”被解释了“性本恶”,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把儒家中最具英雄主义与家国情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弱化,反而强化了“温良恭俭让”。

与“存天理去人欲”异曲同工,都是为了强化王权与加强读书人和人民百姓的奴性。

所以,为何两宋都缺乏北上的进取精神而甘心偏居一隅,以及如此重文轻武就不难理解了,目的就是不让那些拥有先天英雄主义的“武夫”唤醒原始儒家的内涵。

宋之后,中国不再有思想创新的土壤。

因此,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被西方超越。

显然:走老路是不可能重生的,还是那句话:路已到了尽头,没多少可图的了—— “三五定律”已经经过几千年的证明,中国的历史的确是有周期律的,而且的确是只有两三百年的极限的。

但是,“三世而衰”/“五世而斩”的极限其实在人类史上,是一个相当长、可以说是最长的“周期律”。

君不见,昔日的“4大文明“还有谁剩了下来?

毫无疑问,“三五定律”是由我国的国家实力、人口规模、文化底蕴、政策与文明的生命力所决定的:时间线条的现实体现。如果不是因为“中华之大”,那么,就会像其它国家一样,根本达不到这个极限。

到底该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了?

唯一的办法,假如你不想被别人终结的话,那么就只有学大秦,“革”!“命”!从自身开始。

必须走新路。

就是要自!我!革!命!

历史上,除了秦国外,只有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这样尝试过:此人的名字,不可说也 。

写完,谢谢。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蒋介石实录

$
0
0


#九一八.勿忘国耻#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文/无风即风

1931年7月,东北地区发生中、日军民冲突的“万宝山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期间东北的日军关东军先后截获和破译了蒋介石在南京与在北平的张学良之间的电报。

★电报(1),7月11日蒋介石电张学良:

“日本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之外,希兄督饬所部, 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

★电报(2),7月12日中常委于右任电张学良:

“目前以平定军阀内乱为急务,希望东北同志此时切勿轻率对外行动”。

★电报(3),7月12日蒋介石再电张学良:

“中央仍以平定内乱为第一,故今非对日作战之时”

注:此2电报同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室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之《1931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所证实。



★同为关东军破获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回电是这样的:

“日本开始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回于右任电:

“东北之安全,非借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执此外患煎迫之机,务其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 则党国幸甚。”

★7月23日,蒋介石召开全国军政会议,地点在庐山,当时的亲历者、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回忆说:

“早在‘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夏天,他(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7月23日那次),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缘故,要我首当其冲”(第1卷,第425页)。

​★1931年9月1日蒋介石《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讲话

★1931年9月6日晚,张学良的《鱼电》——唯一一个正式的“不抵抗命令”之证据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提问:“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外交?是张学良负责的吗?
和7月份的会议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和蒋9月1日的讲话一点关系都没有???



★1931年9月18日晚,“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两天内沦陷……

★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1931年9月21日晚,《蒋介石日记》:

“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说:

“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1931年9月23日(早),蒋介石发表《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

“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注:此2篇演说都被登载在当年度《中央周报》第173期报纸上。

★1931年9月24日,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在南京与蒋介石的对话

东北边防总局令长官张学良派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达南京,请示机宜,蒋总统对之指示听候国联仲裁:“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盛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蒋总统秘录》)。

注:《蒋总统秘录》一书为蒋介石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的1972年,在病重中将他的《日记》与若干国民政府的“极密”极秘件打包给日本《产经新闻》,由记者古屋奎二执笔,在报纸上连载两年半而成书,书中所有资料均来自蒋介石本人。


★1931年9月27日,《民国日报》采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谈对日方针

“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已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注:孔祥熙是中央委员,因此,“早有准备”他当知悉。


★1931年9月28日,蒋介石《告全国学生书》

“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之经济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尤不能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集)。

★1931年9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群体讲话

“我向你们保证,在三年之内,我将把日本人打得跪下来讨饶,若相信我的话,就回去你们的学校好好读书吧”(《蒋介石传》第156页,美.罗伯特.佩恩)。 ​​​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武岭纪念周讲话《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

注:他当时已经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被引咎下野,当时已不是他主持政府工作,但他的态度依然没变。


★1932年6月17日,《蒋介石日记》

“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甚至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注:当日,蒋介石在会议中听取下属汇报东北情况,当听到东三省煤矿产量占全国60%以上,铁矿占82%以上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


★台湾教科书的“九一八事变”

“蒋中正总统考虑国内外情势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下达[不抵抗原则]的指令。”


【附录】东北沦陷的灭顶之灾

★财产损失

上述损失不包括铁路、工矿及教育等方面的损失,而且只是东北辽宁局部一时的损失。总计约损失175亿元法币。以3.5元折合1美元计,总计损失约50亿美元之巨。

★武器损失

损失各种大炮668门,机关枪2724挺,步枪10万余支,各种弹药无数,及大批其它机器设备,折合美金10亿元。

★航空与相关损失

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新旧飞机260架,辽宁电话局损失电话线路8600英里,电话机1100台,折合美金1600余万美元;

★资源损失

东北煤炭1.15亿吨;钢材1308万吨;生铁300万吨;
石油年产20万余吨;黄金产量从11.1万克增加到357万克;
木材产量从1932年的89.7万立方米增加到1937年的277.1万立方米。年均提供军粮数量1000万吨以上。

除此还需负担日本、朝鲜移民的大量口粮,因而使东北农民自己每年所留口粮甚少,无法满足食用。以1932年至1944年为例,日军向东北农民无偿收缴粮食123346余万吨,远远超越可供数量。

★土地损失与日本移民

1931年底起,日本不断向东北进行移民,直至1945年总共迁移日本人18万户,55万人左右,强占东北优质耕地152.1万公顷,几乎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10%。

★贸易掠夺

日本侵略者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对东北贸易极尽压榨。一吨煤20美元,低于市场价格约50%,折合损失23亿美元;粮食每吨100美元,折合损失33亿美元。加上上述的50亿美元,东北在短短2年间就损失了100亿美元之巨。如再加上交通、文教、电力、及其它矿产资源损失,东北地区损失总数远不止150亿美元也。

★经济掠夺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全境后,疯狂滥发纸币。日本侵占东北地区的整个14年间,通过伪满银行在东北共发行纸币100多亿元。除此以外,日本还向东北地区的商贾、商号等资产机构与富人阶级强行勒索“逆产“无算。

上述数据出自:《“九一八”国难痛史资料》,民国上海书店影印,作者:陈觉先(民国报人)。

其实,人家蒋公三月份前就已经确定了:《剿匪手谕》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蒋介石实录

$
0
0


#九一八.勿忘国耻#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文/无风即风

1931年7月,东北地区发生中、日军民冲突的“万宝山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期间东北的日军关东军先后截获和破译了蒋介石在南京与在北平的张学良之间的电报。

★电报(1),7月11日蒋介石电张学良:

“日本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之外,希兄督饬所部, 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

★电报(2),7月12日中常委于右任电张学良:

“目前以平定军阀内乱为急务,希望东北同志此时切勿轻率对外行动”。

★电报(3),7月12日蒋介石再电张学良:

“中央仍以平定内乱为第一,故今非对日作战之时”

注:此2电报同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室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之《1931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所证实。



★同为关东军破获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回电是这样的:

“日本开始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回于右任电:

“东北之安全,非借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执此外患煎迫之机,务其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 则党国幸甚。”

★7月23日,蒋介石召开全国军政会议,地点在庐山,当时的亲历者、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回忆说:

“早在‘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夏天,他(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7月23日那次),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缘故,要我首当其冲”(第1卷,第425页)。

​★1931年9月1日蒋介石《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讲话

★1931年9月6日晚,张学良的《鱼电》——唯一一个正式的“不抵抗命令”之证据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提问:“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外交?是张学良负责的吗?
和7月份的会议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和蒋9月1日的讲话一点关系都没有???



★1931年9月18日晚,“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两天内沦陷……

★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1931年9月21日晚,《蒋介石日记》:

“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说:

“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1931年9月23日(早),蒋介石发表《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

“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注:此2篇演说都被登载在当年度《中央周报》第173期报纸上。

★1931年9月24日,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在南京与蒋介石的对话

东北边防总局令长官张学良派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达南京,请示机宜,蒋总统对之指示听候国联仲裁:“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盛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蒋总统秘录》)。

注:《蒋总统秘录》一书为蒋介石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的1972年,在病重中将他的《日记》与若干国民政府的“极密”极秘件打包给日本《产经新闻》,由记者古屋奎二执笔,在报纸上连载两年半而成书,书中所有资料均来自蒋介石本人。


★1931年9月27日,《民国日报》采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谈对日方针

“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已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注:孔祥熙是中央委员,因此,“早有准备”他当知悉。


★1931年9月28日,蒋介石《告全国学生书》

“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之经济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尤不能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集)。

★1931年9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群体讲话

“我向你们保证,在三年之内,我将把日本人打得跪下来讨饶,若相信我的话,就回去你们的学校好好读书吧”(《蒋介石传》第156页,美.罗伯特.佩恩)。 ​​​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武岭纪念周讲话《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

注:他当时已经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被引咎下野,当时已不是他主持政府工作,但他的态度依然没变。


★1932年6月17日,《蒋介石日记》

“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甚至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注:当日,蒋介石在会议中听取下属汇报东北情况,当听到东三省煤矿产量占全国60%以上,铁矿占82%以上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


★台湾教科书的“九一八事变”

“蒋中正总统考虑国内外情势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下达[不抵抗原则]的指令。”


【附录】东北沦陷的灭顶之灾

★财产损失

上述损失不包括铁路、工矿及教育等方面的损失,而且只是东北辽宁局部一时的损失。总计约损失175亿元法币。以3.5元折合1美元计,总计损失约50亿美元之巨。

★武器损失

损失各种大炮668门,机关枪2724挺,步枪10万余支,各种弹药无数,及大批其它机器设备,折合美金10亿元。

★航空与相关损失

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新旧飞机260架,辽宁电话局损失电话线路8600英里,电话机1100台,折合美金1600余万美元;

★资源损失

东北煤炭1.15亿吨;钢材1308万吨;生铁300万吨;
石油年产20万余吨;黄金产量从11.1万克增加到357万克;
木材产量从1932年的89.7万立方米增加到1937年的277.1万立方米。年均提供军粮数量1000万吨以上。

除此还需负担日本、朝鲜移民的大量口粮,因而使东北农民自己每年所留口粮甚少,无法满足食用。以1932年至1944年为例,日军向东北农民无偿收缴粮食123346余万吨,远远超越可供数量。

★土地损失与日本移民

1931年底起,日本不断向东北进行移民,直至1945年总共迁移日本人18万户,55万人左右,强占东北优质耕地152.1万公顷,几乎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10%。

★贸易掠夺

日本侵略者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对东北贸易极尽压榨。一吨煤20美元,低于市场价格约50%,折合损失23亿美元;粮食每吨100美元,折合损失33亿美元。加上上述的50亿美元,东北在短短2年间就损失了100亿美元之巨。如再加上交通、文教、电力、及其它矿产资源损失,东北地区损失总数远不止150亿美元也。

★经济掠夺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全境后,疯狂滥发纸币。日本侵占东北地区的整个14年间,通过伪满银行在东北共发行纸币100多亿元。除此以外,日本还向东北地区的商贾、商号等资产机构与富人阶级强行勒索“逆产“无算。

上述数据出自:《“九一八”国难痛史资料》,民国上海书店影印,作者:陈觉先(民国报人)。

其实,人家蒋公三月份前就已经确定了:《剿匪手谕》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蒋介石实录

$
0
0


#九一八.勿忘国耻#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文/无风即风

1931年7月,东北地区发生中、日军民冲突的“万宝山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期间东北的日军关东军先后截获和破译了蒋介石在南京与在北平的张学良之间的电报。

★电报(1),7月11日蒋介石电张学良:

“日本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之外,希兄督饬所部, 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

★电报(2),7月12日中常委于右任电张学良:

“目前以平定军阀内乱为急务,希望东北同志此时切勿轻率对外行动”。

★电报(3),7月12日蒋介石再电张学良:

“中央仍以平定内乱为第一,故今非对日作战之时”

注:此2电报同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室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之《1931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所证实。



★同为关东军破获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回电是这样的:

“日本开始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回于右任电:

“东北之安全,非借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执此外患煎迫之机,务其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 则党国幸甚。”

★7月23日,蒋介石召开全国军政会议,地点在庐山,当时的亲历者、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回忆说:

“早在‘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夏天,他(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7月23日那次),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缘故,要我首当其冲”(第1卷,第425页)。

​★1931年9月1日蒋介石《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讲话

★1931年9月6日晚,张学良的《鱼电》——唯一一个正式的“不抵抗命令”之证据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提问:“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外交?是张学良负责的吗?
和7月份的会议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和蒋9月1日的讲话一点关系都没有???



★1931年9月18日晚,“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两天内沦陷……

★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1931年9月21日晚,《蒋介石日记》:

“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说:

“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1931年9月23日(早),蒋介石发表《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

“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注:此2篇演说都被登载在当年度《中央周报》第173期报纸上。

★1931年9月24日,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在南京与蒋介石的对话

东北边防总局令长官张学良派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达南京,请示机宜,蒋总统对之指示听候国联仲裁:“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盛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蒋总统秘录》)。

注:《蒋总统秘录》一书为蒋介石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的1972年,在病重中将他的《日记》与若干国民政府的“极密”极秘件打包给日本《产经新闻》,由记者古屋奎二执笔,在报纸上连载两年半而成书,书中所有资料均来自蒋介石本人。


★1931年9月27日,《民国日报》采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谈对日方针

“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已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注:孔祥熙是中央委员,因此,“早有准备”他当知悉。


★1931年9月28日,蒋介石《告全国学生书》

“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之经济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尤不能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集)。

★1931年9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群体讲话

“我向你们保证,在三年之内,我将把日本人打得跪下来讨饶,若相信我的话,就回去你们的学校好好读书吧”(《蒋介石传》第156页,美.罗伯特.佩恩)。 ​​​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武岭纪念周讲话《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

注:他当时已经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被引咎下野,当时已不是他主持政府工作,但他的态度依然没变。


★1932年6月17日,《蒋介石日记》

“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甚至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注:当日,蒋介石在会议中听取下属汇报东北情况,当听到东三省煤矿产量占全国60%以上,铁矿占82%以上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


★台湾教科书的“九一八事变”

“蒋中正总统考虑国内外情势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下达[不抵抗原则]的指令。”


【附录】东北沦陷的灭顶之灾

★财产损失

上述损失不包括铁路、工矿及教育等方面的损失,而且只是东北辽宁局部一时的损失。总计约损失175亿元法币。以3.5元折合1美元计,总计损失约50亿美元之巨。

★武器损失

损失各种大炮668门,机关枪2724挺,步枪10万余支,各种弹药无数,及大批其它机器设备,折合美金10亿元。

★航空与相关损失

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新旧飞机260架,辽宁电话局损失电话线路8600英里,电话机1100台,折合美金1600余万美元;

★资源损失

东北煤炭1.15亿吨;钢材1308万吨;生铁300万吨;
石油年产20万余吨;黄金产量从11.1万克增加到357万克;
木材产量从1932年的89.7万立方米增加到1937年的277.1万立方米。年均提供军粮数量1000万吨以上。

除此还需负担日本、朝鲜移民的大量口粮,因而使东北农民自己每年所留口粮甚少,无法满足食用。以1932年至1944年为例,日军向东北农民无偿收缴粮食123346余万吨,远远超越可供数量。

★土地损失与日本移民

1931年底起,日本不断向东北进行移民,直至1945年总共迁移日本人18万户,55万人左右,强占东北优质耕地152.1万公顷,几乎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10%。

★贸易掠夺

日本侵略者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对东北贸易极尽压榨。一吨煤20美元,低于市场价格约50%,折合损失23亿美元;粮食每吨100美元,折合损失33亿美元。加上上述的50亿美元,东北在短短2年间就损失了100亿美元之巨。如再加上交通、文教、电力、及其它矿产资源损失,东北地区损失总数远不止150亿美元也。

★经济掠夺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全境后,疯狂滥发纸币。日本侵占东北地区的整个14年间,通过伪满银行在东北共发行纸币100多亿元。除此以外,日本还向东北地区的商贾、商号等资产机构与富人阶级强行勒索“逆产“无算。

上述数据出自:《“九一八”国难痛史资料》,民国上海书店影印,作者:陈觉先(民国报人)。

其实,人家蒋公三月份前就已经确定了:《剿匪手谕》


 

一枚小小印章就能反映秦汉风骨,你信不?不信的过来看看

$
0
0

我一直想谈一个有关大秦帝国的话题,可是苦于没有切入口,贸然开讲又怕人不感兴趣,现在,您这个问题终圆我所思,闲话休提,开讲:

按照一般传统的解释,篆刻印章用秦朝发明的小篆字体是历史的沿袭,因为印章的规范及普及确实是由秦帝国开的先河——得益于“书同文”的创制,秦帝国对常用的体裁规定了8种书写体,并因此而奠定了后世的深远影响,用我们今天的话语体系来讲就叫“标准化”推行。

毫无疑问,经典不容否认,自然也不会被轻易代替,因此过了3000年,依旧是“印宗秦汉”——来自秦国狱吏发明的“隶书(汉代)”,自然也会被归为不可挑战的经典。


直到元代,人们仍然对“印宗秦汉”有极端的执着。如元代名士吾丘衍与赵孟頫目睹宋元后以来的印风凋蔽、日渐衰败,有感而发说道:“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

又说:“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

但是,话又分两说,秦至宋元,已历1200多年,时代沧海桑田,物人皆已非昨,自秦篆汉隶以后,又不是没有好的字体诞生了?

如楷书、草书、行书,及宋体大成者,皆是汉字字体的辉煌之作,吾丘衍与赵孟頫何故厚古薄今呢???

其实,吾赵两人提出“印宗秦汉”的主张,其目的并非为了个人对字体的喜恶而争,而是为了捍卫“专业”、“权威”、以及知识分子不流于世俗的孤高情怀。

甚至可以上升到为了捍卫“秦汉风骨”的高度!


如何说来?

难道,盖印章不用秦篆,不用汉隶就代表写字的人没啥书写水平吗?

当然不是,比如宋徽宗,一手“廋金体”名扬千古,谓之千古书法奇才无人能出其右。

而善用行书、草书的唐太宗李世民,莫非他用楷体盖章就表示他没啥能力的泛泛之辈吗?

当然亦非也,我盛唐太宗可是千年不可一得的雄主!

那到底是何原因了???


其实,这就要追溯历史了,主要是两点:

(一)在唐宋元以前,摹印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

由于制作工艺的难度,在汉代发明纸之前,基本只有两种人有资格——注意,我说的就是“资格”!只有两种人有资格摹印。

一是王侯将相与达官贵人;

二:不是读书人,而且工!匠!

​为什么工匠可以摹印了???

这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秘辛反映了大秦帝国的伟大与逆天的划时代创制!

同时也反映了我中华民族超前的辉煌历史和伟大!

一个很少听到的成语:物!勒!工!名!

重复一次:物!勒!工!名!(*shit! 输入法打不出来!)

大秦《律法》之《工律》要求:“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袤亦必等。”


秦帝国的工匠每完成一个器物,必须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年代、机构、以及督造者的名字——这就是所谓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标准化”,是质量管理,是闭环体系是KPI考评办法——而这些理念与名词,却是现代工业独有的。

看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秦帝国竟然在三千年前就有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所以,大秦的青铜工艺是如此的吊炸天,如此的超时代!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弩,各个弩机上的同一部件都可以互换……

箭镞的三面误差小于0.15毫米,不同镞的误差小于0.2毫米……

出土的青铜器都基本没太大的生锈………

所以说,大秦帝国对中华千秋万世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这才叫真正的古代之“超级文明”。


(二)字体的改变,反映了民族精神的改变

很多人在第一眼看到隶书时都觉得它很难看,在电脑上,隶书恐怕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字体。

但是,我们都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它的创造原理就是“睹若此物”,因此汉字不同于英语这样的拼音文字,每一个汉字都能清晰地反映人的内心和性格。

什么样的性格就写什么样的汉字。

比如最明显的,女生写字就是比男生秀气;而性格外向的写字比较不工整,反之则相反,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共两党的领袖,毛泽东与蒋介石——毛泽东诗人性格,豪放烂漫,他明明学过正统书法却偏不写正体,就爱狂草;而优柔寡断的蒋介石则写楷书写得有板有眼。

同理,无论秦篆还是汉隶都看起来潦草粗犷,可是却足够奔放不羁。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秦帝国是多么的铁血,

​汉帝国是多么的豪迈。

​这就是秦汉风骨!

盛唐虽然出现了在真、行、草等新的书写体,但是其摹印却仍然不脱篆书。

​而进入宋朝后则整个书写体与文风皆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正如史学界中一贯不屑的宋程朱理学一样,在孔孟儒学这一块,宋明清都失去了魏晋前之儒家文化的那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雄主义。

变得虚无化、矛盾化、变成了“存天理,去人欲”——禁锢了人性光辉的挖掘与释放。

南怀瑾《论语别裁》有言:“孔家店为什么会被人打倒?“五四运动”当年,人们要打倒它,这是必然的。但是什么道理呢?后来才发现,实在打得很冤枉。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而网上有流传的关于唐诗宋词的段子,说得可真是很到位。

唐诗:田园有宅男,边塞多愤青。咏古伤不起,送别满基情。

​宋词:小资喝花酒,老兵坐床头,知青咏古自助游,皇上宫中愁。剩女宅家里,萝莉嫁王侯,名媛丈夫死得早,MM在青楼。

​戏谑有余却入木三分!


大宋固然有岳飞的“精忠报国”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大秦的铁血丹心,亦有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孔孟原道。

可是终究寥若晨星、凤毛麟角,实不足以撼世。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大宋,实乃中国古代巴洛克也。


赵孟頫在他都《印史·序说》中说:“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而见之矣。”


赵孟頫这里明白无误地说道,他认为宋元以来的摹印:一是不伦不类(新奇相矜);二是俗不可耐(异于流俗);三是玩物丧志(水月、木石、花鸟之象——这里不但批了玩物丧志,甚至还对宋代的今体诗不以为然,即“对偶之文”,显系认为今体诗太过迂腐死板,众所周知,诗仙李白就不太爱墨守成规,时有故意不讲韵律)。


可见,吾丘衍与赵孟頫所不屑的、鄙夷的、反对的,已不再是书体文风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精英阶层(观近世士大夫)的颓废堕落——这不只是文化方面的问题,而是妥妥的政治诉求!!


可幸的是,这两人的“印宗秦汉”之主张获得了后世的认可,使经典得以继续传承并坚守到了今天。

想不到吗?一枚小小的篆刻印章竟然能反映秦汉风骨,有趣吗?


题主现在该明白了吧?哈哈!


读史十余年,想说的话,此刻终于一吐而尽,痛快!


再次感谢~敬礼!


创建于2017.8.21


 

致考古人许宏老师:言必称西方与“考古霸权主义”不可取

$
0
0

《致考古人许宏老师:言必称西方与“考古霸权主义”不可取》

文/无风即风

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想到得到著名的考古专家和畅销书作家@考古人许宏 老师的转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看过文章的都知道了,我文中所抨击和反驳的,是中国考古学界流传多年的“言必称西方”的不成文的原则,至于关于“夏”的存在与否,其实倒是其次。

许老师那边说,我是个爱国者、正能量博主,说我“正能量满满的”,我不敢断言这是不是讽刺,但我看大概八九不离十,就是说我“用爱国主义来看考古学”,言论自由,这是你的观点,我没意见。不过许宏老师是不是“言必称西方”,我想大部分有看过你的文章的网友是了解的,至少我个人觉得就是。

下面,我们来摆事实讲道理,网络是有记忆的,说过的话谁也删不掉,因为删了也会被找出来,何况大家都看过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一、从许宏老师的《大都无城》一书说起:其实自己也唯心

​许宏老师说我用爱国主义来看考古,言外之意,应该就说是我“政治正确”,好吧,那一个老说别人“政治正确的学者,却毫无来由的把秦汉以前大多数城市没有“外郭”(注:内城称“城”,外城称“郭”)归类为”民主自由“或”自信开放“此类意思,我不知道这套逻辑是怎么来的许宏老师是个专业的考古学者,也许他有他的理由,不过我倒是觉得,针对”上古“时期就讲什么民主自由跟某些人的”言必称希腊“是真的很像。比如西方人。

根据西方人在”文艺复兴“后提出的自我历史观,即”古希腊建立了民主城邦制“,在他们嘴里,古希腊就是一个民主国度,同样用”自由开放“、“自信”等词汇标榜,尽管他们从来不管不顾这个“民主”到底是建立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力政权下的民主,还是建立在城邦林立(按克里特岛与迈锡尼这样能容纳几千人的城邦就叫”大邑“的标准来看,恐怕应该称为”村镇林立“而不是”城邦林立“)导致的各自为政与互相攻杀下产生的”民主协商制“(求存活为目的)。

反正西方人就说了:我们古希腊是历来自由民主的。

好吧,你说是就是,说起民主自由,我国的确也有个时期很像,这就是”信史“时期的春秋战国。

但许宏老师是搞考古的,想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甲骨文里反映的殷商文化是绝对的禁锢与黑暗的——仅高王武丁(商中晚期)一期就坑埋9000人牲!

​平时还动不动就揍周边的国家,几乎每次都搞亡国灭族,这样的国度与时期的文化,你是怎么得出它”自由开放“/“自信开放”的了?

诚然,许宏老师所说的“自信开放期”不独于上古时代,在他的《大都无城》一书里,他的“有城"与”无城“的时代分水岭是三国曹魏的前后(三国时候起,大多数大城池就有“内城” “外郭”)了。

 不修城墙的原因很多,在许宏老师的书里,他除了强调“自信开放”以外,还提到一点,即“实用性”,也许我驽钝,我是没有从书里看出这个 “实用性”到底是怎么个“实用法”,但这让我想想了一个历史故事,即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

一说到“国人”,今人大多数的第一反应会是“全国的人”。但其实西周时期的“国人”却并不是“举国”的意思:国人,指居住在城内的人。城外的人(可理解为城郊),叫“野人”。

此处的“野”并不是指野蛮,而是郊野、荒野的意思。

由这个历史故事中,其实大体可以推断所谓的“实用性”,无非就是在族群的未稳定、人口的未稳定与不足,以及“国都”、“政治中心”、“商城”等人流可能大量前往及试图留住在那的城邑还没有形成的时期,所以居住在内城的统治者,他本身并不需要、也没必要去为流居不定的“野人”们建筑一个“外郭”以安置他们。

以西周的都城丰镐为例吧,假如周武王早早建了外城,那过几十年后住不下了怎么办?

我们今天的治史者和一些考古学家,我看总是很喜欢把古人想像成智商余额不足,此类例子多不胜举,比如许宏老师就算得是这样一位,因为他从来都不主动采信史料,他永远是“考古本位”,在他的工作职责、性质中,他这样想这样做,似乎也没有错,可问题就在于:

你考古再牛逼,你还是得用我国史料,要不然你就是瞎子。

由于许老师的“考古本位”,他时常会有自相矛盾而不能自洽的理论,如上述的城/郭与“自信开放”的理论。在许老师的书中,他除了多番强调“无城”时代的开放自由外,也提到了一个一个不符合三国前“无城时代”的“城郭林立”的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如图:

图片是许老师文稿的原图

​所以我说,一个以科学、严谨而标榜自诩的学者,却一边唯心又一边唯物,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

尽管许老师没有说,但是他的书中既然大书特书三国前的“自由开放”,又反复强调汉以后的“王权的形成”、“帝国的强列意识”(大意),那观阅者自不然会想到一个逻辑:汉以后就“封闭”了。

这就叫预设的逻辑,这样的逻辑形成是由作者本身的主观意识所缔造的,并不是别人的误解与理解不对。既然也说到了“开放“与”封闭“,那么我就来个“哪壶不提开哪壶”——借许老师这块“宝地”,另开一个新话题。


​二、从“秦始皇的长城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观点说起

在我国的史学界里,似乎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有人说:“秦始皇的长城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不言而喻,这些人的意思大概就是指秦始皇修了长城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持此类观点的人还端出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与大唐王朝的“就不修长城又咋样”的“自信开放”来进行反证。

其实,此类观点无非都是迎合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因近代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闭关锁国——确实禁锢了的近代吾国落后于世界、落败于世界之反思的理论而已。

然而,许多人却似乎忘记了。

首先,世界上第二个修长城的人,就是赵武灵王,战国“赵长城”:

大概修筑在赵武灵王二十至二十六年(公元前306-前300年),位于今邯郸境内。

世界上第一个修筑长城的人,应该是战国时期的燕王,战国“燕长城”: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作为一个说客,向燕昭王说:"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此段记载说明彼时燕国的易水一带已有长城,具体是谁主持修的,已不得而知,据推断,可能最早不早于“燕易王(前332-前321)与“燕王哙” (前320-前314)时期吧,因为《史记》中明确易水长城是用来防齐国与赵国的,而“燕齐战争”大概就是发生在公元前314-312年。

而“秦长城”——大一统后的秦帝国的长城,就是在燕、赵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

更有意思的是,一向自诩“自古即开放”的欧洲古代,“欧洲版的汉帝国”——古罗马也修筑了长城:

众所周知,古罗马修建长城的目的和秦始皇修建长城的目的一模一样,没有一丁点儿区别:就是为了防范外族侵略,保障国防安全。

但到了近代,欧洲人可不这么说了,他们开始以吾国的长城为切入点,污蔑歪曲中国的“天朝上国”思维,说中国是一个野蛮、愚昧、落后、封闭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要文化自信”,我们首先就要对西方的舆论要有一个拨乱反正,要有一个正本溯源,不能盲目地采用、继续接受他们的一切观点——诚然,好的观点我们当然可以开明接受,但是,不实的观点,是断不能轻易接受的。

考古学上也一样!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之文化表现,已经足够西化了,无论内外!

​而相反,西方的“华化”则十分缓慢。起码,会用筷子的外国人数量远远及不上会用刀叉的中国人——我们13亿人,恐怕已经没几个人不会用了。

国家与人一样,就怕对比。包括许宏老师你的一些考古观点,你坚持外国人的“文明三标准”没有错,毕竟考古学是人家发明的,没有文字就不能证明有夏朝,但是你不应该有“考古霸权主义”,因为:历史是历史,考古是考古,各自影响与联系,但也各自存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尤其是:历史,不是西方人的首创与发明!

重复一次:历史,不是西方人的首创与发明!

事实上:我国的历史体系远远比西方的先进发达。

所以我才敢说失礼说以下这番话:

​说得夸张点,我国的历史可以吊打西方历史,一点都不为过,以下列例子为证: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遣时任番阳令的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在南越受到款待,因吃到来自蜀地的枸酱,身怀武帝窥越旨意的唐蒙遂费心打听,原来,蜀商“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番禺,即南越国之国都。 ( 《史记·西南夷列传》)  

​我将上述的历史故事暂且命名为《一个枸酱开启了帝国的版图 》。

中国的历史之丰富与极尽翔实,可以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通过一个“ 枸酱”就可以推论、考证出,汉武帝如何通过这个“ 枸酱”开拓西南、延拓东南——借泯江顺流而下,一举平闽浙、定两广!

如此翔实!翔实到一句话,表情、神态都能为我们还原。这样的历史,却被你等言必称“西方标准”的中国考古学家,对《史记》及诸先秦史籍不屑一顾,大搞诛心之论,今日说周人伪造,明天说今人强说,说你们“考古霸权主义”真亦不为过吧?许宏先生,你说是不是?

​许宏先生,你的经典言论:

“夏商周考古,从其定名看就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注重'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可以说是'王统的考古学'。

你对此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你说:

“下一步,应该超越传统的思维,以考古学为本位,构建可与全球文明史研究接轨的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

​关于你的这些观点,我还是那句,如果你们搞考古的,都可以脱离史籍,那你就尽管去吧。

​事实上,你们考古学界,已经用N次的例子,印证了《史记》的高度可信~

​在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拥有比西方强NNNNNN倍的历史体系与资料的前提下,你们仍然无视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和可信性,反而全面否定这些资料,去强调他国、他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毫无客气得说:你们变成了你们反对我们的另一面。

在我眼中,你言必称也可以是说“西方的王统“、”西方的特色”,逻辑上没问题吧?


​三、从“为什么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与能保存千年的建筑”说起:中国的文物难保存之必然性与《历史》的极端重要性

最后,也许你们还会说我”太过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的确,作为从小就被教育自己为”炎黄子孙“与”华夏“的人来说,突然有人告诉你,“炎黄不可信”,“华夏不存在”,从情感上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对你们的反对,绝对不止情感上的出发点,也有更科学性的理论,请看。

又引用两个问题:

有人经常说:为什么中国今天没有贵族,而欧洲却有?
又问:为什么欧洲的古建筑能够留存几千年,而中国却不能?

后面这个问题,我看过无数次人用"石头”VS“木头”的思维来解答,每次这样,我都忍俊不禁,的确,我是“民科”,我就一高中生,不过人有脑子却并不在学历高低,只要肯学。

关于上述两个问题,我来试着解答一下,请许宏老师与你的“道友”——言必称西方派,看看我说得有没有道理?

我问:为什么中国会有朝代更迭?并且每次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欧洲不能?

​美国学者卡特说:“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初期,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了美洲。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新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伦》里说道:“火药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马克思:第一,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第二,存在着孤立的农村公社和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三,东方国家的政府具有管理公共工程的职能。

​以上三人的解释与我的反问联系起来,我想答案已经很明显,其实西方人给出的答案更“清晰”,因为人家是旁观者清:欧洲的中世纪之所以称为“黑暗史”,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世袭千年的奴隶制社会,在这1000年里,欧洲的宗教与奴隶制控制着土地与社会生产资源。如恩格斯所说“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要靠中国的火药才被终结的所谓欧洲贵族,能世袭千年不是因为其野蛮、独裁、霸权,又是因为什么了?

一句话:

假如不是四大发明帮助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国度里、及生活缺乏广袤平原的海陆地貌上的欧洲人,助使他们闯向海外,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贵族恐怕还能再持续1000年。

注:我上面之所以要强调“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国度里、及生活在缺乏广袤平原的海陆地貌上的欧洲人”这一句话,是想说明,欧洲人之所以一掌握了指南针与火药技术后就以极具冒险者精神开启大航海时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被一个强大、富裕,且拥有灿烂的文明的国家所统治, 同时又因为缺乏平原,不能通过农耕细作来开垦文明,这才缔造了所谓的“世界大发现”,才缔造了其开明、开放的新时代。

所以,为什么欧洲能有上千年的贵族,答案就是一句话:因为它还没被中国“解放”。

而为何我国没有?我的提问里其实也是呼之欲出:

1、朝代更迭而国家不变,是中国的“特权”;

2、自周、孔以降,“民为贵,社稷为轻”的“民权思想”比欧洲早2000年;

3、“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被中国的“罗马”——西汉帝国写进史书,所以,每当王朝更迭时,农民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有的人说:老是血流成河,四分五裂又重生,有啥好?

我说:从来没有永久的太平盛世,你每次“死”了还能“复活”有啥不好?

人家欧洲自从古罗马“死”了后,就再也没“活”过—— 一个几千年来分裂的欧洲。

所以呀,问为何中国没有上千年的贵族这个问题,就好像有人总喜欢问“为何欧洲能保有上千前的建筑,而中国则很少”的问题之性质一样。

石头比较好保管只是表面,深层次是:

你真的觉得一个几千年都不翻新的建筑是好东西吗?
这样的社会与文化、文明真的是好东西吗?

好吧,好像扯远了~我的思维很跳跃,可能许老师也会看得犯浑,但没关系,我会解释。

我想说的就是:中国的国祚之连续性与朝代的更迭之两大特性,决定了其历史建筑遗存、文物遗存,大多数时期都必然会处于毁弃、更新的状态,不可能每一次的朝代更迭中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仍然能处于物与人的不变——这一点,中国的主体民族和多民族构成,同样存在这样的规律。

所以,在中国搞考古,就不能盲目用西方的那种“千年不变”的思维。

也所以:古史辩领袖顾颉刚的“历史的层累说”根本就是一个伪逻辑——你欧洲的历史之记载连续性才一千年上下,你怎么能跟我2400多年(以春秋为起点)的连续记载来比???


​这个规律不一定和“有夏”、“无夏”发生直接联系,但是至少目前发现的3600年前的大型古城,如陶寺、石峁都发现了被弃用的证据,这些例子与上述规律表明,中国的古代遗址,越久远的就保存的越少。

在这个基础上:史籍的重要性就显格外格外之重要。

搞清楚:西方是没有那么全面、丰富、翔实的史料才只好主要借力考古发现!而不是它的历史记载也很翔实!

还是那句:没有史籍,你再牛逼的考古都只能是瞎子,变得只能像西方那样,通过神话与现代人为的改编来完整其历史的续写和传承。岂不悲乎?耻乎?

好了,写完了,最后就不搞文绉绉了~

许宏老师:

你放着牛逼和是不行的史书不采用,挖又不挖不出来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重发:致考古人许宏老师:言必称西方与“考古霸权主义”不可取

$
0
0

《致考古人许宏老师:言必称西方与“考古霸权主义”不可取》

文/无风即风

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想到得到著名的考古专家和畅销书作家@考古人许宏 老师的转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看过文章的都知道了,我文中所抨击和反驳的,是中国考古学界流传多年的“言必称西方”的不成文的原则,至于关于“夏”的存在与否,其实倒是其次。

许老师那边说,我是个爱国者、正能量博主,说我“正能量满满的”,我不敢断言这是不是讽刺,但我看大概八九不离十,就是说我“用爱国主义来看考古学”,言论自由,这是你的观点,我没意见。不过许宏老师是不是“言必称西方”,我想大部分有看过你的文章的网友是了解的,至少我个人觉得就是。

下面,我们来摆事实讲道理,网络是有记忆的,说过的话谁也删不掉,因为删了也会被找出来,何况大家都看过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一、从许宏老师的《大都无城》一书说起:其实自己也唯心

​许宏老师说我用爱国主义来看考古,言外之意,应该就说是我“政治正确”,好吧,那一个老说别人“政治正确的学者,却毫无来由的把秦汉以前大多数城市没有“外郭”(注:内城称“城”,外城称“郭”)归类为”民主自由“或”自信开放“此类意思,我不知道这套逻辑是怎么来的,许宏老师是个专业的考古学者,也许他有他的理由,不过我倒是觉得,针对”上古“时期就讲什么民主自由跟某些人的”言必称希腊“是真的很像。比如西方人。

根据西方人在”文艺复兴“后提出的自我历史观,即”古希腊建立了民主城邦制“,在他们嘴里,古希腊就是一个民主国度,同样用”自由开放“、“自信”等词汇标榜,尽管他们从来不管不顾这个“民主”到底是建立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力政权下的民主,还是建立在城邦林立(按克里特岛与迈锡尼这样能容纳几千人的城邦就叫”大邑“的标准来看,恐怕应该称为”村镇林立“而不是”城邦林立“)导致的各自为政与互相攻杀下产生的”民主协商制“(求存活为目的)。

反正西方人就说了:我们古希腊是历来自由民主的。

好吧,你说是就是,说起民主自由,我国的确也有个时期很像,这就是”信史“时期的春秋战国。

但许宏老师是搞考古的,想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甲骨文里反映的殷商文化是绝对的禁锢与黑暗的——仅高王武丁(商中晚期)一期就坑埋9000人牲!

​平时还动不动就揍周边的国家,几乎每次都搞亡国灭族,这样的国度与时期的文化,你是怎么得出它”自由开放“/“自信开放”的了?

诚然,许宏老师所说的“自信开放期”不独于上古时代,在他的《大都无城》一书里,他的“有城"与”无城“的时代分水岭是三国曹魏的前后(三国时候起,大多数大城池就有“内城” “外郭”)了。

 不修城墙的原因很多,在许宏老师的书里,他除了强调“自信开放”以外,还提到一点,即“实用性”,也许我驽钝,我是没有从书里看出这个 “实用性”到底是怎么个“实用法”,但这让我想想了一个历史故事,即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

一说到“国人”,今人大多数的第一反应会是“全国的人”。但其实西周时期的“国人”却并不是“举国”的意思:国人,指居住在城内的人。城外的人(可理解为城郊),叫“野人”。

此处的“野”并不是指野蛮,而是郊野、荒野的意思。

由这个历史故事中,其实大体可以推断所谓的“实用性”,无非就是在族群的未稳定、人口的未稳定与不足,以及“国都”、“政治中心”、“商城”等人流可能大量前往及试图留住在那的城邑还没有形成的时期,所以居住在内城的统治者,他本身并不需要、也没必要去为流居不定的“野人”们建筑一个“外郭”以安置他们。

以西周的都城丰镐为例吧,假如周武王早早建了外城,那过几十年后住不下了怎么办?

我们今天的治史者和一些考古学家,我看总是很喜欢把古人想像成智商余额不足,此类例子多不胜举,比如许宏老师就算得是这样一位,因为他从来都不主动采信史料,他永远是“考古本位”,在他的工作职责、性质中,他这样想这样做,似乎也没有错,可问题就在于:

你考古再牛逼,你还是得用史料,要不然你就是瞎子。

由于许老师的“考古本位”,他时常会有自相矛盾而不能自洽的理论,如上述的城/郭与“自信开放”的理论。在许老师的书中,他除了多番强调“无城”时代的开放自由外,也提到了一个一个不符合三国前“无城时代”的“城郭林立”的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如图:

图片是许老师文稿的原图

​所以我说,一个以科学、严谨而标榜自诩的学者,却一边唯心又一边唯物,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

尽管许老师没有说,但是他的书中既然大书特书三国前的“自由开放”,又反复强调汉以后的“王权的形成”、“帝国的强列意识”(大意),那观阅者自不然会想到一个逻辑:汉以后就“封闭”了。

这就叫预设的逻辑,这样的逻辑形成是由作者本身的主观意识所缔造的,并不是别人的误解与理解不对。既然也说到了“开放“与”封闭“,那么我就来个“哪壶不提开哪壶”——借许老师这块“宝地”,另开一个新话题。


​二、从“秦始皇的长城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观点说起

在我国的史学界里,似乎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有人说:“秦始皇的长城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不言而喻,这些人的意思大概就是指秦始皇修了长城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持此类观点的人还端出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与大唐王朝的“就不修长城又咋样”的“自信开放”来进行反证。

其实,此类观点无非都是迎合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因近代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闭关锁国——确实禁锢了的近代吾国落后于世界、落败于世界之反思的理论而已。

然而,许多人却似乎忘记了。

首先,世界上第二个修长城的人,就是赵武灵王,战国“赵长城”:

大概修筑在赵武灵王二十至二十六年(公元前306-前300年),位于今邯郸境内。

世界上第一个修筑长城的人,应该是战国时期的燕王,战国“燕长城”: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作为一个说客,向燕昭王说:"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此段记载说明彼时燕国的易水一带已有长城,具体是谁主持修的,已不得而知,据推断,可能最早不早于“燕易王(前332-前321)与“燕王哙” (前320-前314)时期吧,因为《史记》中明确易水长城是用来防齐国与赵国的,而“燕齐战争”大概就是发生在公元前314-312年。

而“秦长城”——大一统后的秦帝国的长城,就是在燕、赵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

更有意思的是,一向自诩“自古即开放”的欧洲古代,“欧洲版的汉帝国”——古罗马也修筑了长城:

众所周知,古罗马修建长城的目的和秦始皇修建长城的目的一模一样,没有一丁点儿区别:就是为了防范外族侵略,保障国防安全。

但到了近代,欧洲人可不这么说了,他们开始以吾国的长城为切入点,污蔑歪曲中国的“天朝上国”思维,说中国是一个野蛮、愚昧、落后、封闭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要文化自信”,我们首先就要对西方的舆论要有一个拨乱反正,要有一个正本溯源,不能盲目地采用、继续接受他们的一切观点——诚然,好的观点我们当然可以开明接受,但是,不实的观点,是断不能轻易接受的。

考古学上也一样!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之文化表现,已经足够西化了,无论内外!

​而相反,西方的“华化”则十分缓慢。起码,会用筷子的外国人数量远远及不上会用刀叉的中国人——我们13亿人,恐怕已经没几个人不会用了。

国家与人一样,就怕对比。包括许宏老师你的一些考古观点,你坚持外国人的“文明三标准”没有错,毕竟考古学是人家发明的,没有文字就不能证明有夏朝,但是你不应该有“考古霸权主义”,因为:历史是历史,考古是考古,各自影响与联系,但也各自存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尤其是:历史,不是西方人的首创与发明!

重复一次:历史,不是西方人的首创与发明!

事实上:我国的历史体系远远比西方的先进发达。

所以我才敢说失礼说以下这番话:

​说得夸张点,我国的历史可以吊打西方历史,一点都不为过,以下列例子为证: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遣时任番阳令的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在南越受到款待,因吃到来自蜀地的枸酱,身怀武帝窥越旨意的唐蒙遂费心打听,原来,蜀商“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番禺,即南越国之国都。 ( 《史记·西南夷列传》)  

汉武帝命唐蒙修筑的夜郎古道

​我将上述的历史故事暂且命名为《一个枸酱开启了帝国的版图 》。

中国的历史之丰富与翔实极尽,可以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通过一个“ 枸酱”就可以推论、考证出,汉武帝如何通过这个“ 枸酱”开拓西南、延拓东南——借泯江顺流南下,一举平闽浙、定两广!

如此翔实!翔实到一句话,表情、神态都能为我们还原。这样的历史,却被你等言必称“西方标准”的中国考古学家,对《史记》及诸先秦史籍不屑一顾,大搞诛心之论,今日说周人伪造,明天说今人强说,说你们“考古霸权主义”亦不为过吧?许宏先生,你说是不是?

​许宏先生,你的经典言论:

“夏商周考古,从其定名看就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注重'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可以说是'王统的考古学'。

你对此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你说:

“下一步,应该超越传统的思维,以考古学为本位,构建可与全球文明史研究接轨的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

​关于你的这些观点,我还是那句,如果你们搞考古的,都可以脱离史籍,那你就尽管去吧。

​事实上,你们考古学界,已经用N次的例子,印证了《史记》的高度可信~

​在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拥有比西方强NNNNNN倍的历史体系与资料的前提下,你们仍然无视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和可信性,反而全面否定这些资料,去强调他国、他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毫不客气得说:你们变成了你们反对我们的另一面。

在我眼中,你的言必称西方也可以是“西方的王统“、”西方的特色”,逻辑上没问题吧?


​三、从“为什么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与能保存千年的建筑”说起:中国的文物难保存之必然性与《历史》的极端重要性

最后,也许你们还会说我”太过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的确,作为从小就被教育自己为”炎黄子孙“与”华夏“的人来说,突然有人告诉你,“炎黄不可信”,“华夏不存在”,从情感上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对你们的反对,绝对不止情感上的出发点,也有更科学性的理论,请看。

又引用两个问题:

有人经常说:为什么中国今天没有贵族,而欧洲却有?
又问:为什么欧洲的古建筑能够留存几千年,而中国却不能?

后面这个问题,我看过无数次人用"石头”VS“木头”的思维来解答,每次这样,我都忍俊不禁,的确,我是“民科”,我就一高中生,不过人有脑子却并不在学历高低,只要肯学。

关于上述两个问题,我来试着解答一下,请许宏老师与你的“道友”——言必称西方派,看看我说得有没有道理?

我问:为什么中国会有朝代更迭?并且每次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欧洲不能?

​美国学者卡特说:“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初期,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了美洲。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新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伦》里说道:“火药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马克思:第一,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第二,存在着孤立的农村公社和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三,东方国家的政府具有管理公共工程的职能。

​以上三人的解释与我的反问联系起来,我想答案已经很明显,其实西方人给出的答案更“清晰”,因为人家是旁观者清:欧洲的中世纪之所以称为“黑暗史”,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世袭千年的奴隶制社会,在这1000年里,欧洲的宗教与奴隶制控制着土地与社会生产资源。如恩格斯所说“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要靠中国的火药才被终结的所谓欧洲贵族,能世袭千年不是因为其野蛮、独裁、霸权,又是因为什么了?

一句话:

假如不是四大发明帮助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国度里、及生活缺乏广袤平原的海陆地貌上的欧洲人,助使他们闯向海外,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贵族恐怕还能再持续1000年。

注:我上面之所以要强调“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国度里、及生活在缺乏广袤平原的海陆地貌上的欧洲人”这一句话,是想说明,欧洲人之所以一掌握了指南针与火药技术后就以极具冒险者精神开启大航海时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被一个强大、富裕,且拥有灿烂的文明的国家所统治, 同时又因为缺乏平原,不能通过农耕细作来开垦文明,这才缔造了所谓的“世界大发现”,才缔造了其开明、开放的新时代。

所以,为什么欧洲能有上千年的贵族,答案就是一句话:因为它还没被中国“解放”。

而为何我国没有?我的提问里其实也是呼之欲出:

1、朝代更迭而国家不变,是中国的“特权”;

2、自周、孔以降,“民为贵,社稷为轻”的“民权思想”比欧洲早2000年;

3、“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被中国的“罗马”——西汉帝国写进史书,所以,每当王朝更迭时,农民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有的人说:老是血流成河,四分五裂又重生,有啥好?

我说:从来没有永久的太平盛世,你每次“死”了还能“复活”有啥不好?

人家欧洲自从古罗马“死”了后,就再也没“活”过—— 一个几千年来分裂的欧洲。

所以呀,问为何中国没有上千年的贵族这个问题,就好像有人总喜欢问“为何欧洲能保有上千前的建筑,而中国则很少”的问题之性质一样。

石头比较好保管只是表面,深层次是:

你真的觉得一个几千年都不翻新的建筑是好东西吗?
这样的社会与文化、文明真的是好东西吗?

好吧,好像扯远了~我的思维很跳跃,可能许老师也会看得犯浑,但没关系,我会解释。

我想说的就是:中国的国祚之连续性与朝代的更迭之两大特性,决定了其历史建筑遗存、文物遗存,大多数时期都必然会处于毁弃、更新的状态,不可能每一次的朝代更迭中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仍然能处于物与人的不变——这一点,中国的主体民族和多民族构成,同样存在这样的规律。

所以,在中国搞考古,就不能盲目用西方的那种“千年不变”的思维。

也所以:古史辩领袖顾颉刚的“历史的层累说”根本就是一个伪逻辑——你欧洲的历史之记载连续性才一千年上下,你怎么能跟我2400多年(以春秋为起点)的连续记载来比???

​所谓“层累”导致史料离原貌越来越“模糊”,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却不存在“全错"!这一点是”层累说“最大的伪逻辑,而这一个伪逻辑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古史辩派“用来否认中国历史可信度的大杀器。


上面说的​这个规律不一定和“有夏”、“无夏”直接发生联系,但是至少目前发现的3600年前的大型古城,如陶寺、石峁都发现了被弃用的证据,这些例子与上述规律表明,中国的古代遗址,越久远的就保存的越少。

在这个基础上:史籍的重要性就显格外格外之重要。

搞清楚:西方是没有那么全面、丰富、翔实的史料才只好主要借力考古发现!而不是它的历史记载也很翔实!!

还是那句:没有史籍,你再牛逼的考古都只能是瞎子,变得只能像西方那样,通过神话与现代人为的改编来完整其历史的续写和传承。岂不悲乎?耻乎?

好了,写完了,最后就不搞文绉绉了~

许宏老师:

你放着牛逼得不行的史书你不采用,挖又不挖不出来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有毛病???










 

重发:致考古人许宏老师:言必称西方与“考古霸权主义”不可取

$
0
0

《致考古人许宏老师:言必称西方与“考古霸权主义”不可取》

文/无风即风

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想到得到著名的考古专家和畅销书作家@考古人许宏 老师的转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看过文章的都知道了,我文中所抨击和反驳的,是中国考古学界流传多年的“言必称西方”的不成文的原则,至于关于“夏”的存在与否,其实倒是其次。

许老师那边说,我是个爱国者、正能量博主,说我“正能量满满的”,我不敢断言这是不是讽刺,但我看大概八九不离十,就是说我“用爱国主义来看考古学”,言论自由,这是你的观点,我没意见。不过许宏老师是不是“言必称西方”,我想大部分有看过你的文章的网友是了解的,至少我个人觉得就是。

下面,我们来摆事实讲道理,网络是有记忆的,说过的话谁也删不掉,因为删了也会被找出来,何况大家都看过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一、从许宏老师的《大都无城》一书说起:其实自己也唯心

​许宏老师说我用爱国主义来看考古,言外之意,应该就说是我“政治正确”,好吧,那一个老说别人“政治正确的学者,却毫无来由的把秦汉以前大多数城市没有“外郭”(注:内城称“城”,外城称“郭”)归类为”民主自由“或”自信开放“此类意思,我不知道这套逻辑是怎么来的,许宏老师是个专业的考古学者,也许他有他的理由,不过我倒是觉得,针对”上古“时期就讲什么民主自由跟某些人的”言必称希腊“是真的很像。比如西方人。

根据西方人在”文艺复兴“后提出的自我历史观,即”古希腊建立了民主城邦制“,在他们嘴里,古希腊就是一个民主国度,同样用”自由开放“、“自信”等词汇标榜,尽管他们从来不管不顾这个“民主”到底是建立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力政权下的民主,还是建立在城邦林立(按克里特岛与迈锡尼这样能容纳几千人的城邦就叫”大邑“的标准来看,恐怕应该称为”村镇林立“而不是”城邦林立“)导致的各自为政与互相攻杀下产生的”民主协商制“(求存活为目的)。

反正西方人就说了:我们古希腊是历来自由民主的。

好吧,你说是就是,说起民主自由,我国的确也有个时期很像,这就是”信史“时期的春秋战国。

但许宏老师是搞考古的,想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甲骨文里反映的殷商文化是绝对的禁锢与黑暗的——仅高王武丁(商中晚期)一期就坑埋9000人牲!

​平时还动不动就揍周边的国家,几乎每次都搞亡国灭族,这样的国度与时期的文化,你是怎么得出它”自由开放“/“自信开放”的了?

诚然,许宏老师所说的“自信开放期”不独于上古时代,在他的《大都无城》一书里,他的“有城"与”无城“的时代分水岭是三国曹魏的前后(三国时候起,大多数大城池就有“内城” “外郭”)了。

 不修城墙的原因很多,在许宏老师的书里,他除了强调“自信开放”以外,还提到一点,即“实用性”,也许我驽钝,我是没有从书里看出这个 “实用性”到底是怎么个“实用法”,但这让我想想了一个历史故事,即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

一说到“国人”,今人大多数的第一反应会是“全国的人”。但其实西周时期的“国人”却并不是“举国”的意思:国人,指居住在城内的人。城外的人(可理解为城郊),叫“野人”。

此处的“野”并不是指野蛮,而是郊野、荒野的意思。

由这个历史故事中,其实大体可以推断所谓的“实用性”,无非就是在族群的未稳定、人口的未稳定与不足,以及“国都”、“政治中心”、“商城”等人流可能大量前往及试图留住在那的城邑还没有形成的时期,所以居住在内城的统治者,他本身并不需要、也没必要去为流居不定的“野人”们建筑一个“外郭”以安置他们。

以西周的都城丰镐为例吧,假如周武王早早建了外城,那过几十年后住不下了怎么办?

我们今天的治史者和一些考古学家,我看总是很喜欢把古人想像成智商余额不足,此类例子多不胜举,比如许宏老师就算得是这样一位,因为他从来都不主动采信史料,他永远是“考古本位”,在他的工作职责、性质中,他这样想这样做,似乎也没有错,可问题就在于:

你考古再牛逼,你还是得用史料,要不然你就是瞎子。

由于许老师的“考古本位”,他时常会有自相矛盾而不能自洽的理论,如上述的城/郭与“自信开放”的理论。在许老师的书中,他除了多番强调“无城”时代的开放自由外,也提到了一个一个不符合三国前“无城时代”的“城郭林立”的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如图:

图片是许老师文稿的原图

​所以我说,一个以科学、严谨而标榜自诩的学者,却一边唯心又一边唯物,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

尽管许老师没有说,但是他的书中既然大书特书三国前的“自由开放”,又反复强调汉以后的“王权的形成”、“帝国的强列意识”(大意),那观阅者自不然会想到一个逻辑:汉以后就“封闭”了。

这就叫预设的逻辑,这样的逻辑形成是由作者本身的主观意识所缔造的,并不是别人的误解与理解不对。既然也说到了“开放“与”封闭“,那么我就来个“哪壶不提开哪壶”——借许老师这块“宝地”,另开一个新话题。


​二、从“秦始皇的长城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观点说起

在我国的史学界里,似乎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有人说:“秦始皇的长城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不言而喻,这些人的意思大概就是指秦始皇修了长城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持此类观点的人还端出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与大唐王朝的“就不修长城又咋样”的“自信开放”来进行反证。

其实,此类观点无非都是迎合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因近代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闭关锁国——确实禁锢了的近代吾国落后于世界、落败于世界之反思的理论而已。

然而,许多人却似乎忘记了。

首先,世界上第二个修长城的人,就是赵武灵王,战国“赵长城”:

大概修筑在赵武灵王二十至二十六年(公元前306-前300年),位于今邯郸境内。

世界上第一个修筑长城的人,应该是战国时期的燕王,战国“燕长城”: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作为一个说客,向燕昭王说:"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此段记载说明彼时燕国的易水一带已有长城,具体是谁主持修的,已不得而知,据推断,可能最早不早于“燕易王(前332-前321)与“燕王哙” (前320-前314)时期吧,因为《史记》中明确易水长城是用来防齐国与赵国的,而“燕齐战争”大概就是发生在公元前314-312年。

而“秦长城”——大一统后的秦帝国的长城,就是在燕、赵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

更有意思的是,一向自诩“自古即开放”的欧洲古代,“欧洲版的汉帝国”——古罗马也修筑了长城:

众所周知,古罗马修建长城的目的和秦始皇修建长城的目的一模一样,没有一丁点儿区别:就是为了防范外族侵略,保障国防安全。

但到了近代,欧洲人可不这么说了,他们开始以吾国的长城为切入点,污蔑歪曲中国的“天朝上国”思维,说中国是一个野蛮、愚昧、落后、封闭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要文化自信”,我们首先就要对西方的舆论要有一个拨乱反正,要有一个正本溯源,不能盲目地采用、继续接受他们的一切观点——诚然,好的观点我们当然可以开明接受,但是,不实的观点,是断不能轻易接受的。

考古学上也一样!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之文化表现,已经足够西化了,无论内外!

​而相反,西方的“华化”则十分缓慢。起码,会用筷子的外国人数量远远及不上会用刀叉的中国人——我们13亿人,恐怕已经没几个人不会用了。

国家与人一样,就怕对比。包括许宏老师你的一些考古观点,你坚持外国人的“文明三标准”没有错,毕竟考古学是人家发明的,没有文字就不能证明有夏朝,但是你不应该有“考古霸权主义”,因为:历史是历史,考古是考古,各自影响与联系,但也各自存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尤其是:历史,不是西方人的首创与发明!

重复一次:历史,不是西方人的首创与发明!

事实上:我国的历史体系远远比西方的先进发达。

所以我才敢说失礼说以下这番话:

​说得夸张点,我国的历史可以吊打西方历史,一点都不为过,以下列例子为证: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遣时任番阳令的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在南越受到款待,因吃到来自蜀地的枸酱,身怀武帝窥越旨意的唐蒙遂费心打听,原来,蜀商“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番禺,即南越国之国都。 ( 《史记·西南夷列传》)  

汉武帝命唐蒙修筑的夜郎古道

​我将上述的历史故事暂且命名为《一个枸酱开启了帝国的版图 》。

中国的历史之丰富与翔实极尽,可以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通过一个“ 枸酱”就可以推论、考证出,汉武帝如何通过这个“ 枸酱”开拓西南、延拓东南——借泯江顺流南下,一举平闽浙、定两广!

如此翔实!翔实到一句话,表情、神态都能为我们还原。这样的历史,却被你等言必称“西方标准”的中国考古学家,对《史记》及诸先秦史籍不屑一顾,大搞诛心之论,今日说周人伪造,明天说今人强说,说你们“考古霸权主义”亦不为过吧?许宏先生,你说是不是?

​许宏先生,你的经典言论:

“夏商周考古,从其定名看就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注重'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可以说是'王统的考古学'。

你对此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你说:

“下一步,应该超越传统的思维,以考古学为本位,构建可与全球文明史研究接轨的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

​关于你的这些观点,我还是那句,如果你们搞考古的,都可以脱离史籍,那你就尽管去吧。

​事实上,你们考古学界,已经用N次的例子,印证了《史记》的高度可信~

​在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拥有比西方强NNNNNN倍的历史体系与资料的前提下,你们仍然无视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和可信性,反而全面否定这些资料,去强调他国、他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毫不客气得说:你们变成了你们反对我们的另一面。

在我眼中,你的言必称西方也可以是“西方的王统“、”西方的特色”,逻辑上没问题吧?


​三、从“为什么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与能保存千年的建筑”说起:中国的文物难保存之必然性与《历史》的极端重要性

最后,也许你们还会说我”太过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的确,作为从小就被教育自己为”炎黄子孙“与”华夏“的人来说,突然有人告诉你,“炎黄不可信”,“华夏不存在”,从情感上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对你们的反对,绝对不止情感上的出发点,也有更科学性的理论,请看。

又引用两个问题:

有人经常说:为什么中国今天没有贵族,而欧洲却有?
又问:为什么欧洲的古建筑能够留存几千年,而中国却不能?

后面这个问题,我看过无数次人用"石头”VS“木头”的思维来解答,每次这样,我都忍俊不禁,的确,我是“民科”,我就一高中生,不过人有脑子却并不在学历高低,只要肯学。

关于上述两个问题,我来试着解答一下,请许宏老师与你的“道友”——言必称西方派,看看我说得有没有道理?

我问:为什么中国会有朝代更迭?并且每次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欧洲不能?

​美国学者卡特说:“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初期,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了美洲。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新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伦》里说道:“火药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马克思:第一,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第二,存在着孤立的农村公社和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三,东方国家的政府具有管理公共工程的职能。

​以上三人的解释与我的反问联系起来,我想答案已经很明显,其实西方人给出的答案更“清晰”,因为人家是旁观者清:欧洲的中世纪之所以称为“黑暗史”,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世袭千年的奴隶制社会,在这1000年里,欧洲的宗教与奴隶制控制着土地与社会生产资源。如恩格斯所说“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要靠中国的火药才被终结的所谓欧洲贵族,能世袭千年不是因为其野蛮、独裁、霸权,又是因为什么了?

一句话:

假如不是四大发明帮助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国度里、及生活缺乏广袤平原的海陆地貌上的欧洲人,助使他们闯向海外,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贵族恐怕还能再持续1000年。

注:我上面之所以要强调“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国度里、及生活在缺乏广袤平原的海陆地貌上的欧洲人”这一句话,是想说明,欧洲人之所以一掌握了指南针与火药技术后就以极具冒险者精神开启大航海时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被一个强大、富裕,且拥有灿烂的文明的国家所统治, 同时又因为缺乏平原,不能通过农耕细作来开垦文明,这才缔造了所谓的“世界大发现”,才缔造了其开明、开放的新时代。

所以,为什么欧洲能有上千年的贵族,答案就是一句话:因为它还没被中国“解放”。

而为何我国没有?我的提问里其实也是呼之欲出:

1、朝代更迭而国家不变,是中国的“特权”;

2、自周、孔以降,“民为贵,社稷为轻”的“民权思想”比欧洲早2000年;

3、“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被中国的“罗马”——西汉帝国写进史书,所以,每当王朝更迭时,农民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有的人说:老是血流成河,四分五裂又重生,有啥好?

我说:从来没有永久的太平盛世,你每次“死”了还能“复活”有啥不好?

人家欧洲自从古罗马“死”了后,就再也没“活”过—— 一个几千年来分裂的欧洲。

所以呀,问为何中国没有上千年的贵族这个问题,就好像有人总喜欢问“为何欧洲能保有上千前的建筑,而中国则很少”的问题之性质一样。

石头比较好保管只是表面,深层次是:

你真的觉得一个几千年都不翻新的建筑是好东西吗?
这样的社会与文化、文明真的是好东西吗?

好吧,好像扯远了~我的思维很跳跃,可能许老师也会看得犯浑,但没关系,我会解释。

我想说的就是:中国的国祚之连续性与朝代的更迭之两大特性,决定了其历史建筑遗存、文物遗存,大多数时期都必然会处于毁弃、更新的状态,不可能每一次的朝代更迭中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仍然能处于物与人的不变——这一点,中国的主体民族和多民族构成,同样存在这样的规律。

所以,在中国搞考古,就不能盲目用西方的那种“千年不变”的思维。

也所以:古史辩领袖顾颉刚的“历史的层累说”根本就是一个伪逻辑——你欧洲的历史之记载连续性才一千年上下,你怎么能跟我2400多年(以春秋为起点)的连续记载来比???

​所谓“层累”导致史料离原貌越来越“模糊”,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却不存在“全错"!这一点是”层累说“最大的伪逻辑,而这一个伪逻辑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古史辩派“用来否认中国历史可信度的大杀器。


上面说的​这个规律不一定和“有夏”、“无夏”直接发生联系,但是至少目前发现的3600年前的大型古城,如陶寺、石峁都发现了被弃用的证据,这些例子与上述规律表明,中国的古代遗址,越久远的就保存的越少。

在这个基础上:史籍的重要性就显格外格外之重要。

搞清楚:西方是没有那么全面、丰富、翔实的史料才只好主要借力考古发现!而不是它的历史记载也很翔实!!

还是那句:没有史籍,你再牛逼的考古都只能是瞎子,变得只能像西方那样,通过神话与现代人为的改编来完整其历史的续写和传承。岂不悲乎?耻乎?

好了,写完了,最后就不搞文绉绉了~

许宏老师:

你放着牛逼得不行的史书你不采用,挖又不挖不出来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有毛病???










 

如果秦始皇没能成功扫六国,那哪个国家能完成统一?

$
0
0

如果秦始皇没能成功扫六国,那哪个国家能完成统一?

文/无风即风

我曾经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秦始皇没有统一中国的话,那么理该不会有第二个国家能接替完成此事。理由如下:

很简单,战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大概在2000万~3000万之间,秦灭六国一共杀了多少人?

答:160万~220万!!!这是个非常血腥可怕的数字!不管两千万至三千万之间的区间多大,假设战国时的人口按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里,学术界目前最高估值的4500万人口的此一数字,那么我们即使取160万战死的数值,阵亡率也达到了惊人的全国总人口之0.4%!!这个阵亡率与苏联二战的阵亡率相当(二战苏联约1.6亿人口,阵亡近700万人)。众所周知,苏联的二战伤亡人数为2500多万,也就是说,伤亡率起码是死亡率的三倍。那么,秦国灭六国之战至少导致了480万~660万的战斗伤亡——死伤人数占全国10-14%!!!远超后世所有人类战争!

若再加上非战斗伤亡,那数字真的无法想像!

虽然冷兵器时代的战损率可能未必能笼统地套用热兵器时代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大秦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是以斩获人头数量为衡量标准的,因此,战国时的战损率恐怕会比现代还更高,而不是更低。

所以,我们当然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之功,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了大秦扫六合的过程是如此的血流成河和惨无人道!


也因此,对于大秦一统后的短命,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大秦,它把自己的道德信用用尽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

这种血海深仇是不可能短时间就遗忘的,况始皇灭六国速度实在太快,没来得及在文化上完成渗透,六国的精英阶层大多都还在,要是没有张良、韩信、项梁、项羽、魏咎以及齐国三兄弟等六国余裔,仅仅以陈涉、吴广之流怎么可能灭得了铁血大秦了是不是?即使是再多几个我大汉高祖也不可能灭亡秦国。

毫无疑问:能阻止大秦统一天下的只有赵国与楚国。

始皇在扫六合的过程中,确实只有这两国让大秦动了全力。

假设①:败于赵国,秦国必早亡

假设“番吾之战”后秦国开始衰落,那么它的结局必然是被东方六国群起而灭之,顶不了几年——实话实说,这一次也是六国灭秦国的最后机会了,虽然此役没有伤及秦国的国本,但是确实也没有更好的时机了,假设六国在此战后能抛弃成见,结成坚固同盟,那么这苦头绝对是够嬴政吃的。

假设②:败于楚国,天下或三分


从战斗层面来看,秦灭赵最艰难,皆因“胡服骑射”后的赵军有与秦军一样的勇武和比秦更精湛的射术(长期与匈奴作战),又更擅打野战、打硬仗,始皇灭赵足足用了9年,如果算上秦王政二十五年灭赵代的话,则足足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但如果从国力、国本来讲,则灭楚最难,而且风险颇大,秦军参战兵力达到了灭六国中的最大数字60万人,实际动用人数则应该超过了100万人,为灭楚秦国也耗费了相当的国力,因为楚国地域辽阔、而且城高池深,又颇为富有。因此秦军一改以往不可一世气吞如虎的气势,变成了稳扎稳打的消耗战以疲敌制胜。

假如不是楚人缺乏神帅与名将的话,那么这一仗鹿死谁手真的难说了。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秦灭楚无果,那么秦也必然无力再北上。如此则齐、燕将有可能组成同盟而得以苛延,楚也会意识到联结燕齐以制秦的重要性。

因此,秦败于楚,天下很容易会形成三分。

所以,根据以上两种假设,且不脱离历史之史实,如赵国虽武力甚diao,但是国土太小,而且向处四战之地,有雄者之风却没有王者之气。而楚国虽然在综合国力上与秦一样具有统一全国的资格,但是因其长期以“蛮夷”而自居,一贯以恣意放荡的国风而为北方诸国所不齿,所以楚国没有统一中原的文化向心力,即使不考虑他不咋滴的武力也罢,在“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综上所述,第一种假设:中国不会统一,最终会走向欧洲路线,分裂成更多的小国。

儒家能不能统一?不是说儒家强调“克已复礼,尊王攘夷”吗?

这一点确实没错,便是姑且不讲周王室已经气数尽矣,就说儒家的这种以“礼”来规束坐大的诸侯,无异于痴人梦话,孔儒有了权力的表征是在汉武时的董仲舒之“君权神授”确立后才出现的,此前的儒家不可能具有统一全国的力量,更没有助推中央集权制的土壤。

所以,如果以法家为代表的秦国失败了,那么中原大地上的国家顶多就是回到春秋时刻的联盟制,不可能走向高度统一。

第二种假设:秦国会在嬴政后期或是在新的君主带领下——卫鞅虽死,但秦法已永固,因此必然会诞生新一代雄主,从而还是完成了统一中国之伟业。

该是你的还是你的,跑不了。

赳赳大秦,万岁!


 

为什么我国的朝代只有两三百年?什么是历史周期律?

$
0
0

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宠大的话题,本人曾专文论述过。

其实就是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时说过:“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其实,这个理论也不是黄炎培的首创,中华先贤几千年前就发现了,如《左传·荘公十一年》:

“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还有《孟子·离娄章句下》: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民间亦向来有谚语传曰:“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

可见,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定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角度来讲,这就叫“世间万物的普遍内在真理”。

确实,无论是哪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大多数的辉煌传承都循环在“三”与“五”的两个奇数之间或上下:

(一)西汉以景、文、武、昭、宣共5位杰出帝王缔造了西汉210年的国祚;

(二)东汉光武帝、明、章、和共4位帝王延续大汉国祚近200年;

(三)大唐太宗、武曌、高宗、玄宗、宪宗(元和中兴)、武宗(会昌中兴)6位杰出帝王缔造了大唐近三百年国祚;

(四)大明以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孝宗(弘治中兴),如加上神宗万历之的张居正改革则一共6位杰出帝王奠定了大明276年国祚,可与大唐(289年)比肩。

(五)大清王朝,虽然与世界相比,满清已经开始落后,但是就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政治来讲,倒不妨为一盛世,即康雍乾3朝。

除去汉、唐、明、清外,另外还有几个完成了大一统却比较短命的、以及未完成大一统但却偏居一隅且又国运长久的王朝:

(一)大秦:没啥好说的,史无前例大一统,惜二世不给力;

(二)西晋:国祚37年,且夺曹魏天下,可忽略不计;

(三)东晋:国祚103年,勉强达到百年,而且杰出帝王不多,能拎出来遛一遛的,恐怕只有孝武帝与明帝,真要较真起来孝武帝也一般般,只有明帝可称明君;

(四)大隋:与西晋一样才只有37年,可不同的是大隋的国力极其强大,而且政治也一度昌明休仁,一派盛世景象,如果抛却始皇的万世之功先不论,那么大隋应该是中国帝制历史里最可惜的一个朝代;

(五)北宋:太祖、太宗、仁宗,若可以加上神宗,那么北宋确实算得上盛世,只可惜先天不足,一“出世”就被石敬瑭挖了个那么大的坑,所以没辙,但是在四面受敌之下国祚仍然达到167年,不容易了。

(六)南宋:只有孝宗可称为明君(干淳之治),南宋之所以还能苟活152年,很大程度得益偏居以及西夏的崛起制衡了金朝的继续扩张,要不然真难说;

(七)大元:除忽必烈外无明君可言

​英宗、文宗、仁宗都还可以,但可惜其政治理想都死于襁褓或功败垂成,因此以结果导向而言,这三人所代表的时代无法被认定为盛世。最重要的是,以少数民族身份统治绝大多数人口之主体民族,却始终不推行汉化,这样的王朝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在此列——个人倾向认为元蒙王朝就是华夏族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准亡国。


那么,通过上述两种王朝类型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在抛开疆域上的大一统与国运长久先不论,我们可以肯定来自孟子的“五世而斩”与古老的谚语“富不过三代”的定律是极其精准独到的:

凡涌现过3个明君的,就一定能延续到“4”或“5”甚至以上;

凡有3个盛世以上的,国祚都可以超过了两百年或上下;

凡不够3明君的,无一例外不是早亡就是衰落;

凡达不到3次盛世的,国祚无一能超过200年。

如果你觉得不够说服力的,我们还可以上溯至先秦时代:

(一)尧舜禹:唐尧、虞舜,夏禹,不管这三个人是代表某个部落或群体,还是某个人也罢,确实就是“三”;

(二)夏:少康、芬、泄,三位都是夏朝比较有为的君主,如果不是他们几个人,那么夏估计早因后羿夺国而亡了;

(三)商:汤、太戊、祖乙、盘庚、武丁,商强于夏,无怪;

(四)周:武王与周公(成王)、康王(成康之治)、穆王盛世、奠定大周800年国祚,“吐哺制《礼》”的周公当力推首功,但是没有这几位杰出的继承者,也是不可能的。

​东周后就可以不算周王室了,因为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其中两个国家成了佼佼者,分别是大秦帝国与楚王国:

【秦】不必废言,“六世余烈”,个个雄主,故大秦终问鼎!

【楚】武王、文王、成王、庄王,还有威王,成楚大业!

​以上所有例子都反映出:“三世而衰”/“五世而斩”,无一例外!

毋庸置喙,我中华先贤确有超越人类极限的天大智慧!!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了???

其实不难理解,无非就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一个真理:

即开头、高潮、尾声——顶多加一个“最后一搏”,即“中兴”。

请问,你没发生衰落,又怎么会有“中兴”?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三世而衰”/“五世而斩”的原因了。

那么,把“三五定律”放到历史的时间线条里,对应的无疑就是:开国、盛世、亡国,只要“盛世”一消失,国祚就会进入亡国倒计时,这就叫:盛!极!而!衰!

用现代名词来比喻,可以联系到一个叫“峰终定律”的逻辑概念,即人们往往只比较容易记得事件的“高潮”与“结局”——这侧面反映及佐证了,王朝是有“峰值”与“终值”的,“三五定律”是存在的。而且“峰值”是决定“终值”的先兆。

​所以说才会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很可怕吧!强盛竟然代表衰落的开始!

下面,就来看看每一个盛世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衰”的:

(一)西汉,亡于外戚干政,但国家与民族的根基很稳;

(二)东汉,亡于宦官专权,但民族根基依然稳固;

(三)大唐,亡于藩镇割据,民族根基十分不稳,与汉相反;

(四)发明,亡于农民起义的内乱,还是亡于后金的崛起之外忧?两者有之。

(五)大清,这个毫无疑问就是亡于闭关锁国,没得狡辩。

【任何问题,首先都必须捉住主要的!然后才是次要的!】

以上疆域大一统 国运长久的4大王朝的盛世,无一不是衰落的开始(除去两汉不是那么明显外)。

★西汉从“昭宣中兴”开始走向衰落;

★东汉从“明章之治”开始走向衰落;

★大唐从“元和会昌中兴”走向衰落;

★大明从“弘治中兴”开始走向衰落;

★大清从“康雍乾盛世”开始走向衰落。

盛世即意味着衰落!高潮即意味着结束!中兴,则意味着还有最后一丝残喘之机!

无论谁,到了“中兴”的临界点,就必然无法阻止衰亡!

到底是何原因?为什么都“中兴”了,还是避免不了呢??

其实原因没什么好穷尽的,无非如人一样,世间万物都存在自己的自身极限。

朝代也一样,影响朝代寿命的,无非以下几种:

​必须是这些顶层设计。

没有永远完美的制度,也没有永远圣明的君王;同理也不会有永远灵光的统治思想与永远都焕发生机的文化与文明。

所谓的“中兴”其实就犹如人之潜能的最后一点挖掘,当政策、思想、文化走到尽头时,拥有再出色的时代领袖也必然无济于事,因为路的尽头已经显现,你再向前也走不了多远,甚至很快就无路可走——只能续命,而不能重生。

那么,应该怎么办了?

历史地看,有人选择走新路,有人选择走老路,目的都是为了重生。

【老路】

①孔子要求的“尊王攘夷”与“克己复礼”就是走回头路;

②王莽篡汉改革也是走老路,他的所谓创新就是《周礼》;

③唐朝让儒家变成纯学术,不像大汉那样用以治国,就是保守路线——所以唐没能超越大汉,也所以唐以后中国开始被世界缩小距离;

④宋将儒学中最重要的2点“反叛精神”,即“谟”与“训”给彻底换成了“君臣父子”这样的关系,这是直接阉割了儒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又将儒家中浩瀚无垠的胸怀“天人合一”给化成了“存天理去人欲”——出处的“欲”是贬义,也就是说《周礼》儒学中的“人之初性本善”被解释了“性本恶”,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把儒家中最具英雄主义与家国情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弱化,反而强化了“温良恭俭让”。

与“存天理去人欲”异曲同工,都是为了强化王权与加强读书人和人民百姓的奴性。

所以,为何两宋都缺乏北上的进取精神而甘心偏居一隅,以及如此重文轻武就不难理解了,目的就是不让那些拥有先天英雄主义的“武夫”唤醒原始儒家的内涵。

宋之后,中国不再有思想创新的土壤。

因此,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被西方超越。

显然:走老路是不可能重生的,还是那句话:路已到了尽头,没多少可图的了—— “三五定律”已经经过几千年的证明,中国的历史的确是有周期律的,而且的确是只有两三百年的极限的。

但是,“三世而衰”/“五世而斩”的极限其实在人类史上,是一个相当长、可以说是最长的“周期律”。

君不见,昔日的“4大文明“还有谁剩了下来?

毫无疑问,“三五定律”是由我国的国家实力、人口规模、文化底蕴、政策与文明的生命力所决定的:时间线条的现实体现。如果不是因为“中华之大”,那么,就会像其它国家一样,根本达不到这个极限。

到底该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了?

唯一的办法,假如你不想被别人终结的话,那么就只有学大秦,“革”!“命”!从自身开始。

必须走新路。

就是要自!我!革!命!

历史上,除了秦国外,只有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这样尝试过:此人的名字,不可说也 。

写完,谢谢。


 

盘点中国远古人类遗址——震撼非洲起源说!

$
0
0

《盘点中国远古人类遗址——震撼非洲起源说!》

文/无风即风

关于人类的起源,目前全世界已经基本接受了“非洲起源说”,根据分子人类学专家的解释,地球上所有肤色的人种均为5万年前非洲人的后裔。

小知识科普:人类发展的阶段划分与人科划分

约600-400万年前:地猿阶段。

约250-200万年前:能人阶段。

约200-170万年前:匠人阶段。

约150-8000万年前:直立人阶段。

约90万年-1万年前:穴居人阶段。

约20万年前到现在:智人阶段。

今天地球上除了「智人」这个人种以外,已经没有其他人种,只是说我们身为「智人」身上携带有其他人种的基因,主要是「尼安德特人」(注:属穴居人,同属直立人种)的基因为主,大概有3%左右。

从基因的角度来看,这个结论如今无比接近「盖棺定论」,但问题是,与世界任何一个早期人类的活动中心/区域不同的是,中国境内发现的远古人类遗址特别多,而且也几乎都是最早的。

迄今为止,全世界的100万年前的遗址共发现55个,而我国就独占48处!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尽管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但是我们却可以凭借这一数字肯定、自信的说:中国是人类最早的兴旺之地!

这48处百万年以上的远古人类遗址,有21处是在我国河北省阳原县东部的泥河湾村发现的。而这个「泥河湾遗址群」的实测年限更是达到了“极限”的200万-180万年!

几乎直接动摇了目前被公认为人类最早活动遗址的东非「奥杜维峡谷地层遗址」,后者的年限是210-170万年,但其规模完全不能与泥河湾遗址群来相提并论

除了拥有几乎最早的人类遗址外,中国还拥有最早的「火种」遗址——「西侯度遗址」:

官方举办的西侯度火种仪式

位于山西省芮城县西北隅中条山之阳的西侯度村,地质时代距今约180万年,这里出土了一批烧骨材料,是目前发现的人类世界最古老的烧骨。

此一发现把人类使用「人工火」的历史推到了旧石器时代的上限(200万年前)。

而中国老祖宗的神奇之处在于,两千多年前的人们就知道这个「人工火」的诞生及由来!

《韩非子·五蠹》:“上古民食果蓏蜯蛤,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

「钻木取火」还真是今天的科学家得出的科学性结论,你说中国是不是最神奇的一个国家?

西方对于火种的认知,就做不到这种“科学性”记载,因为他们的火是偷来的。

而且考古发现,也支持了《韩非子·五蠹》的记述是有根据的:

1964年发现于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的「蓝田人遗址」,本来认为是距今约69万年前到95万年前,但是1987年重新测定后,被更正为距今110万年前到115万年前。

今天的科学家认为人类大约于140万年前掌握了自生火的技术,在蓝田人遗址里发现了在公王岭含化石层里还发现了三、四处灰烬和灰屑,研究者认为这是是蓝田人熟练用火的遗迹

《列子·黄帝》:“黄帝即位十有五年……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

这一则故事一般被认为是列子借黄帝之名宣扬传播他的黄老道学主张,但是巧的有两点:

一是对远古社会的描述,列子可以说是“言之有物”——完全符合旧石器时代与母系社会的特征(注,在老子的笔下,也同样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描述)。

二是这个「华胥之渚」:

《竹书纪年前编》:“太昊庖羲氏,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

据考证,“华胥之渚”的地望,就在今蓝田县

如此一来,《韩非子·五蠹》的“钻燧取火”(也就是燧人氏)与“华胥之渚”(也就是熟练使用火种的蓝田人)之间,就不得不引发人们的遐想。

更有意思的是,学界根据对比我国另一处与「泥河湾遗址」比肩的200万年 遗址——重庆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遗址」里的地质文化层与出土文物、以及人类骸骨,认为“蓝田人”虽然在陕西蓝田发现,但其故乡却不在西安,而是在秦岭以南,也就是长江三峡流域,因为从巫山到蓝田,除了「蓝田人」和「巫山人」外,还发现有「建始人」、「官渡人」、「河梁人」、「大溪人”、「奉节人」,这一系列的人类遗骨与文化串联起来,能够体现出传承性和完整的演化过程。

因此,长江三峡在20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群体在生存,被得到了普遍认可——东非的地方摇摇欲坠!

总而言之,我们当然不能脑洞开得太大,直接就把这些相隔上百万年或至少相差几十万年的群体直接联系起来,也不能把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也就是「智人」的后代,直接联系起来。

特别是后者,因为基因学上,直接证明了上述提到的各种远古人类都不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直系祖先。

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说,我们中国的历史,很可能是最早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从《韩非子》《列子》等先秦历史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直立人」不是我们的祖先,但是,我们之间却可能有「文化上」的传承。

那么,由此我们也当然可以认为:中国文明,可能是最独特自主、且最久远持续的一支。

因为,一是旧石器时代是从200万年-8000年前都存在。二是除了100万年 的遗址发现外,100万年-8000万年前的人类史前遗址遗存,在我国更是多不胜数。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对演进合理性与传承的过程。

最后,让小编给网友们介绍几个典型的,对人类进入成熟的「人类世界」(部落、政治、文化、军事等元素兼备)有重要启发的几个典型遗址

1、距今约28万年前,被认为可能是早期智人的辽宁营口「金牛山人」

2、距今约10万年前,为证明「直立人」曾经与「尼安德特人」共同生活过提供了支撑的「许家窑人」。

3、还有同样距今约10万年前,被认定为中国境内的早期智人的陕西「大荔人」与山西「丁村人」。

4、最后一个是「重量级」——距今约30000万年前左右,发现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弓箭,以及最早的「征服文化」的山西「峙峪文化」

用一句时兴的网络语言来形容,对于中国这片神奇之地与神奇的老祖宗,似乎是“天生自带主角光环”。

中国「智人时代」的开启——「贾湖遗址

距今约9000-7500年,看看我们的直系老祖宗长得怎么样:

​专家指出:8000年前的贾湖人堪称全才

“通过住房和墓葬两种方法推测,贾湖聚落中晚期常住人口在187至274人之间。”经对出土的几百具人骨进行的体质人类学分析表明,贾湖人的主要体质特征与中原地区古代居民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男性平均死亡年龄为30.77岁,女性平均死亡年龄为29.30岁,男子平均身高170.58厘米,女子平均身高为167.15厘米,最高接近174厘米,堪称为当时的巨人部落。”

  贾湖人以渔猎采集和稻作农业经济为主要生产形式,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且发现有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从耕作、收割到加工的整套稻作农业工具。

“贾湖人应该掌握了初步的农耕生产技术,稻谷种植有可能已经成为贾湖先民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一部分。”(刚刚好对应我国史前记忆的开端)。

不仅如此,贾湖人的陪葬动物中,还表现出了驯养最早的家畜的特征。同时,贾湖还出土了蚕丝蛋白残留物,这极有可能表明8000多年前的贾湖人已经学会制作丝绸了。

  贾湖骨器特别发达,箭头、骨镖制作精细,骨笛的制作更反映出贾湖人有很高超的计算水平。贾湖发现的30多种用丹顶鹤尺骨制作的7声音阶骨笛,打破了先秦只有5声音阶的结论,是目前所知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为丰富、音乐性能最好的音乐实物。张居中说,这表明远在8000多年前,中国的农业音乐文明已走向初步完善的阶段,为以后数千年中国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礼乐文明的诞生准备了条件。“由此可以说明,贾湖文化的创造者不仅是优秀的猎人、渔夫、工匠和中国最早的农民,而且还是优秀的音乐家。”

贾湖人的种种“神奇之处”通通与我国传统文献中记载的事迹与时间,都能够大致对应。​

贾湖遗址对于【中华文明探源】的最大价值,还是“文字”——【贾湖甲骨文】

颠覆“殷商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之结论!

​在贾湖遗址中,出土陶器与龟甲契刻“符号”,其中龟甲中发现9例,骨器3例,陶器石器2例——注意:这种“全器物标记”的特征表面:贾湖人极有可能掌握了文字!

这些疑似文字,观其形态结构,与后世的殷商甲骨文可谓一脉相承:

​越来越多的证据,在不断的“补充”加持中华文明的历史记载之真实与可靠性。




 

中印洞朗夺据事件将以何种形式结局?

$
0
0

洞朗夺据事件将以何种形式结局?

原创 2017-08-25  无风即风

中印洞朗夺据事件将以何种形式结局?

文/无风即风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计划9月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商讨强化日印合作等相关问题。


加上前几天莫迪与特朗普的会面以及试图离间中俄亲密的战略合作关系来看,印度是真的铁了心要一条路走到黑——就为了赖在我国领土的100多米范围内不走。

一副视死如归或吃定中国的样子。

而中国呢?


中印洞朗夺据事件至今已两月有余,从表面来看,中国真的是十分吃亏,简直可以说是耻辱,因为自己国家的领土,还是一直在自己手中控制着的,结果却轻而易举地被侵略者深入100多米,而且一来就是几百号人,俨然视我主权与边防部队为无物,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对此,中国一开始是采取了和过去近四十年来一样的一贯忍让克制的态度,这种做法也并未在国人心中引起什么不适,因为早就习以为常。可是,随着洞朗地区的历史被逐渐科普,以及印度的蛮横不讲理重新唤醒了国人对藏南的揪心之痛。

于是,举国义愤填膺,而国家政府也一反常态开始了180度的改变,先是外交部使用了“立即撤回”这样很重语气的外交辞令;之后又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两大喉舌愤怒声讨——也是近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重话!到最后由央视与解放军一唱一和地撂下“留给印度的时间还有多少”以及“克制不是无底线的”这样的狠话。

到此刻,任谁都觉得,中国即将迎来198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后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也是解放军28年的第一次对外亮剑——可是,传说中的“勿谓言之不预也”终究没有出现。

代之以示人的,是戛然而止,如果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那么,8月22日外交部的一次发话——《看不惯邻居活动就闯入赖着不走?中方斥印军越界》,则基本预示着,“暴风雨”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来了。


说实话,现在和印度讲道理,真是犹如对牛弹琴,纯属废话!

人不能在第一次强硬“未遂”后,去说软话反而会更让人敬服,这是不可能的。

印度一点都不打算退让,就是要以逼停中国修路为目的(至于是不是想借机控制不丹就先不管了,因为既然我国已摆出强硬姿态,则印度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这节骨眼里造次)。

而中国的底线则是必须完成修路,要不然前面说了那么多狠话就将成为笑柄。

总之,目前来看,两国都不可能让步了。

那么,夺据事件最终究竟会以何种形式结束?


一、印军终被驱逐,中国宣布将按原计划完成修路

首先还是这一点,尽管“箭在弦上”没有“发”,但是我们谁也不敢断言,中印洞朗夺据已脱离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上星期中国边防部队与印军边防部队在班公错湖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已表明,这种可能性依然据有瞬间爆发的倾向。


尽管两国政府都试图降温,但由于对峙的持续,两国的边界事实都已进入战备状态,无论是中段,还是东、西两端——这一点,是人都看得出来。


二、印度主动撤退,中国同意停止或暂缓修路

这显然是所有人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因为这就等于和丧权辱国一个意思,印度多年来一直在靠近我国实控区一侧大肆修建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个别据点离我边防哨所或边境村庄只有几公里远。

​这方面印度从来都不说自己在改变地区安全局面,而中国也从来都不提出抗议。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以暂缓修路来换取印军撤退,那么,无疑是奇耻大辱!

当然,笔者个人认为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三、九月大雪封山,印军撤退?

自夺据事件发生以来,网上就不断有九月大雪封山印军会撤退的观点。

其实,依笔者的了解,实际上这个观点在现实中可能会刚好相反——请注意,我并不是说解放军会因大雪封山而撤退。而是就洞朗中印边境的基本地理情况作出基本判断。

印度一侧,是平原。

中国一侧,是高原。

中国一侧因为拥有着喜马拉雅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以及昆仑山脉,所以从印度一侧进入中国,注定比登天难,因此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历史上没人能从西藏方向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便是如此,大唐先胜后败,但是阿拉伯帝国也仍然没有能力继续东进。

所以中国的西边是易守难攻的,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别人攻不过来,你攻过去一样困难,更别提长驱直入而不顾后路了——这就是1962年自卫反击战不得不撤退的根本原因。

现在的情况依然没变,尽管中国的基建能力与国防能力早已不是今非昔比,但是即便不考虑我方多年来没有在边境开展建设,也应该肯定,这片世界屋脊不是那么容易征服的。

而印度一侧,则是山下的平原,它可以从亚东高地退回去,但它不用走多远都可以。

在相同的恶劣条件下,平原一侧肯定比高原一侧更进退有余。

加上我国奉行的“和平原则”,断不会选择进入印控区(注:亚东对面的阿萨姆邦,中国没有主权诉求),这就必然会导致一个局面。

那就是假设——我是说假设,假如中国与印度在亚东端发生大规模冲突,在空军不参战的前提下,那么印度将更容易建立大量的敌前据点(事实上已经有现成的了)。

所以,认为大雪封山就会使印军撤退的讲法,我认为是不太靠谱的。印度人会不会借天气原因而给自己制造顺驴下坡的理由我不敢断言,但我敢断言的是:印军清楚知道自己这一次撤退后,将不会再有机会回来——所以绝不会轻易退出!

因此,前不久印军调动其第33军下辖的第17山地师抵近亚东,不应视为只是一种虚张声势——没人会不作预案而调兵遣将的,印军的另一手显然是准备重兵压境以防不测。

既然说到印军的山地师,就不得不提一下 锡亚琴冰川。

在号称世界上最高的战场“锡亚琴冰川”上,印军虽然付出巨大代价——自1983年的“梅道夫战役”结束后,夺得这块死亡冰谷控制权的印军至今共有10000多人因冻伤或因雪崩而残废,2000多士兵非战斗死亡(驻扎的印度士兵中,平均每周就有一人被冻死。印度空军的一个军官说,他们平均每天都要从冰川上接一个死伤的军人下来)。

但任谁也不能否认,在冰雪世界里,必须客观承认,印军至少有比解放军更成熟的作战体系与更丰富的经验与理念——所以,亚东大雪封山对于三哥来说,不是不能战胜的挑战。

三哥所恐惧的,是大雪封山时被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而聚歼。

毫无疑问,入侵亚东的印军无论是50人还是500人都是砧板上的肉,印军不可能认为他们能在那短短的几百米内抵挡得住主场作战的解放军——空间太小,根本就不是拿来打仗的地方。

然而,你知道,这一百多米却是莫迪的政治生命。

也所以,我们完全相信:印军已经作好了升级应对的打算!

战争中心当然最有可能就是亚东与印度接壤的边境区域——但是,为了杜绝解放军在鸡脖子“西里古里走廊”中打开前进的局面,阿三必然会使出“围魏救赵”大招!

这不,昨天就在班公错湖印控一侧搞小动作——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近日,印度内政部批准建设一条从马尔斯米克拉到热泉的公路。马尔斯米克拉到班公湖西北端仅20公里。印度媒体称,修建这段公路对印度来说,可以把偏远地区的印度安全部队与中印边界争议地区连接起来,“以确保印度边防部队的优势”。


消息流出后,很多网友认为印度对我真可谓极尽羞辱之能事(我修路你就说危害地区安全,你修路就理直气壮),因此纷纷要求国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同样派出解放军“越境”(注:中方主张整个班公错湖为我固有领土)去阻止印度修路。


如果真的这么做,就上当了。

怎么说来?请容后解释。


总而言之,中国是绝对不想大打的。很简单,不是因为打不过,而是没有必要为此事大打出手。

对于莫迪来说,那一百多米可能将会是他这辈子走过的最长的路程。

可是对于中国来说,那就是一条荒凉的不能再荒凉的路而已。

(所以说,阿三真操蛋!!纯粹没事找事瞎胡搞!没帝国主义的命,却得了一身帝国主义的病!)


莫迪深知我与其全面敌对完全不符合我国当前的政治气候,也更加不符合国家的全盘计划,深化改革、一带一路、加快控制东南海,尤其是台湾海峡。除了台湾问题外,还有比中印问题更严峻的朝鲜半岛问题。


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当前没功夫配印度撒野。

但是,现在双方确实都不愿意让步又是事实:

■中国必须驱逐印军,完成修路以显国威;

■莫迪则必须不能让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

图中红线转折处为中方的下亚东公路之沈久拉路段

毫无疑问,中印洞朗夺据已进入死局。

也所以,变得只剩下一种可能。


四、中国的部分国防力量被迫转移,中印边境摩擦恐成常态

正如前面所说,印军在我亚东占不到一点便宜,而且他死活也不愿意与解放军在西里古里大打出手,一旦让我方找到合适理由并趁势占领了西里古里,那么印度就可以宣告“准亡国”了!

所以,无论冲突大小,总而言之,当印军被我军武力驱逐出境的那一刻开始,中印边界的其他方向将很有可能会爆发连续的武装摩擦,是可以预见的。

众所周知,中印两国一直没有正式勘定国境线,这一点首先就导致了即使是在双方各自控制了几十年的“实控区”内,也都没能建立起有效的边界屏障(当然,印度方面要好很多);同时,由于地势的复杂和不可征服的自然环境,双方也未能100%控制自己的“实控区”。


举个例子,2013-14年的中印“楚木惹(拉达克)对峙事件”中(这实际上是洞朗夺据的1.0版,同因中方修路而引起,不同的是,中印双方之前都没有控制楚木惹地区,历史上也无相关法理判定过主权归属,这一点和洞朗于我有根本性质区别)。

在那次对峙中,一个无人知晓的地名走入国人眼帘:支普齐。

这里有解放军队伍里最“邋遢”的官兵,与环境最恶劣的边防哨所。

详细情况就不介绍了,总之央视记者曾对支普齐哨所作过专题报道,还曾陪同军分区的战士深入支普齐巡逻。从出发点往支普齐,光路程就150公里,前110公里可以乘车,剩下的路都要靠骑马和徒步,中途要经过23座达坂(藏语:高山口)和大大小小共11条河流。

这样的路程,平日最快也要10天左右时间才能到达,如遇雨雪或泥石流冲毁道路的话,则分分钟得花上20来天的时间(在那里,路桥被泥石流冲毁是最平常的士,因此,巡逻的官兵一年到头都几乎在修路搭桥)。

不巧,这一次就整整走了21天。期间因遭遇洪水(也是家常便饭)导致给养被冲走,最后几天竟然发生断粮断水的极端恶劣情况……

完全可以想象,那些无人区或人迹罕至的,有时候就是不设防区域。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控制!


 除此之外,在墨脱的东南方,有一处直抵麦克马洪线的神秘山谷,当地人叫“贡堆神山”,内有一湖叫“棍堆错湖”,这个湖横跨麦克马洪线,有2/3都在靠近印度实控区的一边。

“棍堆错湖”可以是班公错湖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此湖不像班公错那样,有中、印两国的水兵或兵站分别驻扎控制,因为险山峻岭的阻隔,中印两国虽然都有巡逻此地,可是却也未能完全控制,及形成割据。

有驴友称,曾见过解放军把路边的“india”字眼用油漆涂抹掉。

以上两个例子都证明了,中印两国的边境线实际上仍然大把漏洞。


所以,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印度不可能选择与中国在西里古里走廊发生激烈冲突、和中国无意进入阿萨姆邦、以及入侵我亚东康布麻曲河谷的印军一定会被解放军武力驱逐的三大前提下。

那么,上述的“无人区”或“犬牙交错区”,将会是印度发起武装报复的火力点!

西端阿克塞钦与东段藏南是可以排除的,因为前者中方牢牢控制,而且那里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太近,阿三还不敢仰视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而藏南,我们还没有合适的时机来收回。

所以,唯一可能的就是中段的巴里加斯地区与班公错湖!

虽然巴里加斯离印度中央邦也很近,但是此地方不容易开展大战役

毫无疑问,莫迪极有可能会选择在此施行“围魏救赵”!


如果他不这样做!那就等着下台,而且印度会因此而进入意识形态动荡期,因为近十年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其精英群体的野心膨胀与极端的民族主义都愈演愈烈,莫迪政府完全有被绑架或胁迫的可能(尽管他自己也愿意)。


而莫迪的下台也必然会导致印度两大党正式决裂,曾经的“老大哥”国大党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将小弟(人民党)逐于朝野的良机。因为被中国击败的莫迪与人民党,当然是1962年我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的手下败将国大党的最佳抨击对象与重夺政权和民心的不二选择。

由两党分裂引发的印度斯坦族群的意识形态分裂,也必然会波及掌握比印度族更多顶层财富与拥有地区资源绝对控制权的少数民族邦,如泰米尔、旁遮普、奥里萨、阿萨姆等人口大邦都会蠢蠢欲动,从而造成政治动态。


也所以,莫迪100%会选择还击!

但是,话又往回说,他不太可能胆大包天到全面开战。

所以,长期的骚扰或借故生事制造边境事端,以逼迫渴望继续和平发展的中国让他体面的结束总理生涯,将是唯一选择。除了中段外,莫迪同时也有可能攻巴,因为吃定我不会与任何第三方国家在当前国策基调下与之结成完全的军事同盟,以及直接参与对方国的国防及政府事务。


中国一旦正式援巴,将会为美日正式干涉中印军事摩擦提供“合理”借口,而一直在印度与中国间玩制衡的俄罗斯,可能也会点不舒服。

我们必须防止印度猛烈攻巴或宣布无限期封锁瓜达尔港——这是莫迪手上最大的一张牌!因为一箭三雕!

1、破坏我南亚一带一路计划!

2、将印度洋变成自己的“大内海”!

3、控制南亚,使诸国臣服它的淫威!

五、放心,他的奸计是不会得逞的,打也好处多。

因为我军完全能挡的住印军的小打小闹,而且也能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与远较印度更高的国际声望与影响力制止莫迪“假巴铁”以“制我”的阴谋诡计。

也就是说,猛烈攻巴或封锁瓜达尔港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控制印度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军才是才是印度洋真正的“Boss”。


迪戈加西亚岛美国军事基地:是美国海军在印度洋上惟一的军事基地。它是美国战略轰炸机惟一一个不需加油便能对东、西半球进行军事干预的军事基地。在波斯湾战争(1990~1991年)、美国带头攻击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战争初始阶段(2003年)期间,有许多次是从迪戈加西亚岛军事基地发动空中作战。

如果印度太嚣张胃口太大,美国当然不会答应。


所以,中印洞朗夺据事件的最后结局,必然是以莫迪黯然隐退而告终。

莫迪本人与印度将再次遭遇尼赫鲁和当年的印度同样的下场,因太自大狂妄过头而再次输掉了印度的百年国运——当年战前的印度,经济不比中国差,国际影响力更在中国之上,我们今天都说周恩来总理主导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但其实,除了我国提出的“五项和平共处原则”成为大会最大亮点以外,其实,印度才是那次会议的主角。

印度才是当年的亚洲一哥,甚至在“亚非拉世界”里也丝毫不逊色中国。

就是因为1962年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国策的信用已经破产。在那之前,它是持有相同主张的国家的共同领袖,特别是一些需要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政治小国。

毛泽东的大手一挥不仅打断了印军自二战民族独立运动后树立起来的信心和脊梁骨,更是打断了印度渴望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百年大计。

尼赫鲁因此郁郁而终。

而莫迪,也必将步尼赫鲁的后尘,将辛格等几代印度领导人辛辛苦苦重塑的大国风范与形象打回原形——因为,你实在是没办法让别人帮你。

印度专家都说了:“连美国人都不敢这么干”!

聪明如莫迪, 相信目前肯定已后悔不已,就为了那区区一百多米,只因在三年前的楚木惹对峙与我“平分秋色”——当时我军试图建立哨所,但是因为印军阻止,我军最后选择了克制,撤退了一部分人(但后续印军也陆续与我脱离接触)。


就误以为自己可以带领国家“一雪前耻”的了??

国大党带来的百年国耻与民族伤痛你可以抚平了??

但是,你要说莫迪聪明吧,可是他竟然把亚东的康布麻曲河谷当成是楚木惹,以为打着“中不争议”旗号的雕虫小技就可以唬弄中国,想顺手复制楚木惹对峙2.0.


想太多了,不知道“韬光养晦”的兔子最喜欢拿法理说事吗?

拉达克在历史上曾经纳入国中的朝贡体系,但是由于它和西藏又是附属国的关系,所以严格来说,拉达克是不能“自古以来”的,我军选择在客观争议地区退出,这叫“见好就收”,是大智慧!


而印度之所以是个低劣民族,就是因为智商不足——真不是故意贬低。

我方已多次明示暗示,只要他撤出亚东,我们就可以当没发生过这回事,以我国务实的作风,既然没有造成事实损失,那当然可以表面继续握手言欢,即便私下加紧防备也罢。

总而言之,明面上的面子莫迪完全可以挣回来,他的政治生命不仅可以保住,还可能会加分。

可是低劣民族就是低劣民族,连最高领导人都这样孩子性,不得不说,实在让人无语——不会说人话,还不会做人事!!

最后再强调一下,我们真的不必担心印度扰边会影响我对台战略与东北亚的对朝战略,三哥是不可能打得过我们的,而且我们对印度领土及印控藏南暂时都没有收复的要求,印度想制造事态升级也于理不足。

以逸待劳,你能奈我何?

给你三哥爬上喀喇昆仑山口也行——只要你敢进来!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广东的一句俗话说就是:“解放军绝对‘妥妥掂’”(妥妥滴)!

一句话:小冲突不可能造成我全盘战略的根本影响。

当年越南扰边10年,马照跑,舞照跳,这就是广域面积大国的好处。

和三哥玩边境摩擦,好处多多:

1、大好河山久见狼,兔子猿牙太久没用过了,不知道有坏牙没?

2、印度是个理想的练兵对手,只要我们在西里古里部署重兵,则三哥无论如何都疯不起来!

3、话说前年三哥有几个邦要造反???16个!!好嘛,不妨多几个呗~

4、万一莫迪真的失心疯要全面开战了??

(有种智商叫三哥的智商……你懂)

其实......那不是更好吗?

1962年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给印度传话,要求印军立即像解放军一样“迅速后撤20公里”(注:印军当时非常听话,主力全线退出整个东北邦,所谓印军“很快又回来”是以讹传讹的谣言,“回来”的只是东北邦的警察与民兵,且其巡逻区域已经与解放军部队完全脱离接触,印军再次蚕食回去都是好几年的事)。

末了,总理还提醒尼赫鲁一句话:

“中国政府保留再次进入争议区的权利“。

这句话,今天依然有效!因为我们从来没宣布过无效!

好吧~无论如何,要感谢莫迪与三哥一番,我们拭目以待!




 

洛阳和西安哪一个更能代表中国古都文化?

$
0
0

《洛阳和西安哪一个更能代表中国古都文化?》

文/无风即风

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都是最好的古都,因为两者都是历史上最多朝代或政权以为都城的千年帝都。


洛阳:夏、商、西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

长安:西周、秦、西汉、新朝、玄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其中长安还有东汉献帝(六年)与西晋愍帝(四年),以及唐代武则天篡唐的“武周”的三次短暂记录。

从次数看,长安略胜,但是长安与洛阳又都有过“两都”时期,如周代时长安(镐京)为“宗周”、洛阳为“成周”;东汉也将长安与洛阳设为两都,班固还为此专门写了首诗叫《两都赋》(《西都赋》与《东都赋》);隋唐也是以此二城为两都。

所以笼统的次数对比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只是算大一统王朝的了?

洛阳:东周、东汉、西晋、隋、唐

长安:西周、秦、西汉、隋、唐。

两城平分秋色。

这么看来,用次数是无论如何都分不出高下的。

那就得去追根溯源。


一、洛阳:是最早的“中国”也是最早的王城

《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此处的“中国”就是指洛阳(不是指秦汉后大一统的“中国”)。

据《尚书·夏书·禹贡》记载,大禹分野划区,共有冀 徐 兖 青 扬 荆 梁 雍 豫 共9个州,冀州为“九州之首”,大概指今晋南、豫西、以及冀南一带。



其中,洛阳因地形制胜而成为冀州的中心,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书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可见洛阳的地理优势是非常之明显的。

沿着今洛阳市的洛水一路向南,分别有夏都斟鄩(有争议)、 商城偃师(无争议)、周代“雒邑”(无争议)、 东汉都城(无争议)、以及隋、唐东都(无争议)一共6大都城遗址。





因此,我们现在总说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其实这个说法是有点不严谨的,而且1500年的建城史也是不严谨的。

事实上,洛阳建城的时间远超我们所知,比如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河图洛书》(目前已知的,没有比这本书更早的上古史籍,相传为伏羲所作)的“洛”字就是指洛水——《周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洛水源出陕西洛南县洛源乡的木岔沟,而洛水以北就是洛阳。



这里又牵引出两个重要信息:

①洛阳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张代表时间起点的“名片”——“州”与“阳”都是中国最早的地理位置之专属名词。其中“州”是指比较大的地方或指部族居住地,如“在河之洲”就是指环绕着河流的高地或山丘;而“夏州”、“戎州”则是指代部族的居住地,可见“州”并不一定是具体面积领域的地理位置。

但是冀州的“州”却独一无二,它一直是指向具体的准确位置,甚至大小。在《禹贡》中,每提到其他八州时,无一例外地要带上如“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淮、海惟扬州”等等附带方位,而冀州前面却没有任何说明。



这就充分说明了冀州是指固定的地理方位,在那个时代,一定已经天下皆知,所以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前置说明。同时,也有下列写法可以看出,其他八州就是围绕着冀州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领域——《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所以上古“九”字是一个虚数,意为“很大”或“无限大”——但这一定义却并不包括冀州。

因此,冀州就是名符其实的九州之“首”、天下之“中”。

而洛阳就是九州之“首”的中央,是真正的天下之中的中央!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以冀州的特殊性,充分有力地说明,它只能是都邑、甚至是王城!


②洛阳之“阳”揭示王城之实

古人有“山之南水之北谓之阳,山之北水之南谓之阴”的地理划分规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直接的说,就是山和水的南北方向在上古时期是不同的——是相反的。

因为东亚在北半球,所以一般山的南面是向阳坡,而山的北面则是背阳坡,因此,山北阴凉而谓之“阴”。



而水了?因为我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水源又全部发迹自青藏高原,所以我国的河流全部都是自西向东流的,而且越往东就越低,所以水的南北方向和山刚好相反:

水的北面地势偏高,阳光普照,故谓“阳”;
南面地势低,多不触及阳光,故谓“阴”。

所以才说洛阳之名来自位于洛水之北。

又众所周知,我国的所有建筑、墓葬,以及一切涉及“忌讳”、“吉凶”的东东都必须坐北朝南。

这一点原因是为何故已不可考,但是我们知道,皇帝、王城是一定要坐北朝南的,因为根据上古礼法,人臣一定要“面北称臣”——要不然,就表示不臣服,有贰心。



而且,在上古时代到秦汉之际,“阳”字也是不能乱用的,有“阳”的城邑基本都是指都城王城或重要的军政中心,如秦帝国的栎阳和咸阳、赵国的“晋阳”、燕国的武阳等。



那么,联系到迟至晚夏与早商之间,洛阳已经是铁板钉钉的王城(二里头)。



综合上述,我们完全相信上古洛阳早已是一座王城——至少在那个时代一定是能达到王城的标准(你不能拿后世标准来比)。

据考古学家判断,二里头兴盛时期的人口,猜测在3-5万人之间,这在当时的东亚地区,甚至是整个地球的同时期,都是超级人口大邑——你知道,罗马是不可能一日建成的。

因此,上古洛阳已进入“王城”时代是客观的判断。

毫无疑问,洛阳建城已超3600-3800年;

建都则超2000多年,这是长安不能比的。

公认的王城

《孟子·万章上》:“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

注意:这里带上了皇权的说明,所以此处的“中国”就是明白无误的王城。

《逸周书·度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武王伐纣后与周公决定重建天洛阳,并称洛阳为“有夏之居”。

《尚书·召诰》详细记载了周公重建“雒邑”(洛阳)的经过。

上古王城洛阳的重生——根据文献年限:大禹的时期为公元前2200 ,那么,到武王重建洛阳时已历至少1000余年。

因此,上古时代:洛阳完胜长安!


二、长安是“大中国”的No.1王城

何为“大中国”?

就是针对上古三代时的“中国”(九州之中)而言,也就是大一统王朝。

夏、商两代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大一统”王朝——请注意,我必须严肃指出今人谈夏商的“统一”时的鄙夷与不屑(尤其是对夏朝)之荒唐无知。



总有人对夏商的“统一”嗤之以鼻为“未统一”。

包括巨多的专业学者,特别是考古学家!

讲道理,这些人的观点是很荒谬的,因为他们的“统一”标准是以秦汉后的“大一统”为参照,这根本就是颠倒是非不讲常识!

这不是先有鸡还是后有蛋的关系,而是夏商周与秦汉根本就是两只不同的“母鸡”好么???

大秦所灭的六国是原周朝的版图——这没错。

(同时,西周的版图也与《禹贡》九州相符)。

但是,大秦除灭了中原六雄以外,还灭了历史上从来未归属过中央王朝的巴——重庆、蜀——四川、闽——福建、越——两广,一共4个少数民族国(政权)好吗???




所以,严格地说,秦王扫六合其实只是重新统一了周朝鼎盛时期的版图,而攻灭南越后,则是领土扩张,不是“统一”。

既然也说得那么细了,那我们不妨可以顺便记住,其实秦始皇一统天下一共灭了11个国家/政权,分别是:燕、赵、齐、魏、韩、楚、巴、蜀、闽、越、卫。



最后这个卫国,是被历史遗忘的先周宗亲国,秦王扫六合后并未顺势武力收揽此国,而是留着做了卫星国,秦始皇这样做的原因是:一卫国早就已依附秦国;二卫国自战国中后期起,就已经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中立国”—— 类似今天的瑞典、瑞士,啊不~应该说是梵蒂冈才对,即早就失去了实际的“主权”,弱小到完全只能听任其他诸侯国的摆布,一时要认这个国家做爹,一时又要认另一个国家做爹;三是战国七雄毕竟都是出自周王臣下,故对于周武王亲弟弟姬封一系的卫国是始终抱有尊敬的,就像一种信仰(所以我说它更像梵蒂冈)。

总而言之,卫国就这样无惊无险地一直维持到了秦二世时期,胡亥把卫国末代国君“角”废为庶人,才正式结束了姬周王朝的最后一国。

回归主题,再次强调:是大秦的开疆拓土才奠定了后世的“中国”,而不是先有了那个“中国”!


所以,夏商周当然是名符其实的“大一统”国家,只不过一代比一代更大而已。

既然如此,那就来看看夏商周三代时长安的地位。

夏、商无长安,因为“长安”(镐京)是岐周人带过来的。

武王伐纣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原来分裂的两大集团的一场决战,是相较于夏、商的东华夏先民集团更落后的西华夏先民集团的一次“统一”战争。



注:虽然夏朝因周人坚称“有夏氏”、“我有夏”而说自己是夏人的后裔,以及夏朝也有“西来说”(如夏代的“昆吾国”,今山西运城一带,有人称它是夏的旧都)。

因此,似乎夏朝也应是西华夏集团的先民。

然而,不管如何,即使夏人是西来的华夏集团先民,可是其崛起与鼎盛却是在东部,所以,夏商仍应归类为东华夏集团。

因此,长安还是由周人带入中华的。

也所以,长安的历史是自西周起。

同理,长安的开发也是周人完成的。

有兴趣的可以搜索一下“公刘”(周人先祖),周人发展西北,是十分艰苦的创业故事,是农业民族的开天辟地之作。


①最初的“长安”有两座

《诗·大雅》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先有丰京后方有镐京,丰京在西,镐京在东。


而且,两城相距很近。如《尚书·召诰》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周成王)朝步自周(宗周,即镐京),则至于丰”——身为帝王,“步行”上朝???

可想而知,丰、镐实为一城,面积总合17平方公里!

“长安”一出世就碾压洛阳!是夏代洛阳(二里头)的5.6倍!

问:西周时的洛阳(雒邑)有多大?

《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成周城(即洛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外城郭)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北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大都会),制郊甸六百里,国田土为方千里,乃设丘兆于南郊,乃建大社于国中”(注:此处的“国中”对应《诗经·大雅·民劳》里的“中国”,可见此时的“中国”为国家之名与国家及民族之统称的概念已经形成,与西周出土文物《何尊铭》之“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居天下之中,统领万民”的意思是一样的,强调的是皇权、是广袤疆域)。


雒邑大致等于今天洛阳市的洛河和邙山之间的瀍河两岸。

目前的挖掘面积为800平方米,所以估计面积不会大于丰镐。


②长安比洛阳更“现代化”

A、道路与区域规划: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国也就是国都。它是一座方形的城,即方方九里之城。其总体布局为城的每面有3个城门,即都城12门。有南北向的街道9条,东西向的街道9条,即九经九纬。也就是说,通向每个城门的有3条平行的街道,构成左出右入,车从中央的街道格局。经涂9轨,指经纬之途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凡八尺积七十二尺,则此涂十二步也”


B、“前朝后市”:繁华盛世的证明

《周礼·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贾公彦疏:“向市人多,而称大市。”


此即我国最早的贸易集市制度,称为“三时之市”。

大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指商品经济交易,而朝市、夕市,顾名思义,就是集市,不同的是,正如《周礼·司市》所说,朝市“商贾”为主,这显然是由官府组织的;而夕市则是“贩夫贩妇”——这显然有很大的自由性,而且很有些几分今天的“跳虱市场”、“创业集市”的感觉。

《史记·张仪列传》:“臣闻争名者於朝,争利者于市,今 三川 、 周室 ,天下之朝市也”——“争利者于市”,此处太史公对这样的“逐利者”全无贬义,反露褒扬,这无疑表示了西周丰镐商品经济市场是如何的空前发达。

古今中外,史学家一致公认丰镐是中国最早的大城市。

公认丰镐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大城市——难得鬼佬不挑刺~


③长安的军政优势更适应时代

虽然在交通与物产方面,洛阳完胜长安,一是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又兼漕运之便;二是土地天下最肥,年年丰收、岁岁盈余——除了洪患以外,洛阳对比长安真没啥可挑剔的。

但是,因为武王克周后,使中原大地东西连成一片,此时的政治中心不能再只偏向东面,而且东面也十分安全,大海无外敌。所以长安的军政地位与优势开始凸显,泾、渭、沣、涝、浐、灞、高、橘“八水”绕关中,使同样沃野千里,丝毫不逊色洛阳。又随着西周的开明经营,以丰镐为中心,中原王朝逐步控遏西北九戎之地,东进如泻龙门水、西守固若金汤,总能进退自如——如果不是后来分封制的弊端开始显现,导致权力分散,西周是不会亡于犬戎的。

到得大秦崛起时,已经形成“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四大要塞拱卫,八百里秦川已具气吞山河之势,“无敌”天下!


所以,一直持续到唐晚、中原王朝史无前例的衰落前,长安都绝对完胜于洛阳——无论是东周、还是东汉,以东都洛阳为天下第一都,均是不得已之举。

故,进入秦汉之后,宋元之前,洛阳是无法与长安相比的。


三、文化方面

①洛阳是永远的华夏发祥地

唐后期李涪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又“(洛阳)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一力推崇古洛阳华为中华正音。

宋代寇准和丁谓讨论标准音问题,《谈选》记下此事,寇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说“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再次肯定洛阳大学的“读书音”(非民间方言)为“中华正音”。

语言是人类在生理技能上与万物最大的区别,所以洛阳在文化的地位上是长安永远无法比拟的。


更别提“三皇五帝”与洛阳的历史了——几乎都是在东岸发生的。


②长安是华夏族问鼎帝国之巅的见证

但是,虽然在文化之根方面,长安与洛阳差距如此悬殊,但是正如笔者前文强调过的那样,洛阳只能代表“东中国”或顶多是“东&北中国”,而统一西、南,并一并将东西南北变成中华民族版图的必须是大秦帝国。


自秦以降,一直到唐代,长安都是天下第一都,而且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崛起到极盛的全过程。

所以,无论洛阳此前有多深的文化底蕴,但是在秦汉之后,长安已经事实代替了洛阳成为真正的第一王城,不可否认。

无洛阳,不华夏;无长安,不中国。

一民族,一国家,皆为缩影。


 

感谢邀请回答:为什么詹姆斯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

$
0
0


先来看一堆数字统计:

截止至2015年(后两年我找不到,不过并不影响整体数据统计),联盟的绝杀球平均效率为27.7%,而乔丹季后赛生涯一共投了18个绝杀球,命中了其中的9个,效率高达50%——这方面,不管是次数还是命中率,都是NBA历史绝杀排行榜的最高纪录。

其中,上面还算少了他1997年总决赛第五场的关键球,当天他带病出战(流感),离比赛结束前还有25秒,他命中一记中投,帮助公牛以88:87领先爵士,由于所剩时间>24秒,所以不被联盟统计,但却被广大球迷所津津乐道。

这个镜头,相信老球迷都不会陌生,是多么的励志,多么的感人.......所以不是我们这些老球迷要找存在感(不屑当今NBA的防守和对抗性,不怕说),而是我真整不明白为何现在的NBA,某个球员还能在场上又跑又跳,只因有某些小伤病还没好,当输了球就拿出来说事,请问这世上有多少动员、终其职业生涯每时每刻都能保持100%健康地站在场上??

言归正传,以乔丹的15年职业生涯为依据(其实第三次玩票性质的复出中也有4次绝杀,3个来自为奇才重披战袍时,1次来自彻底退役的那年的全明星赛上,这4例暂时忽略不算),每年1.2次绝杀的次数,高居榜首。是当之无愧的绝杀The one!!!

而算上常规赛的,乔帮主职业生涯总绝杀次数(15年)共有47次,其中命中25球,命中率高达51%。

如再加上第三次玩票性质复出后的4次(包括退役全明星赛那次)——即51中29,命中率更是达到惊人的56.86%!!!!

这个数字,比乔丹生涯总命中率49.7%还要高7.1%个百分点!

所以说,帮主不愧是帮主,真是名符其实的定海神针,越难投进的球他就投得越准。同时,也可以想像及推知,若要超越乔丹成就中最难打破的一项——10次得分王,除了保持高出手次数外,命中率才是真正的王道呀亲!!

历史最高的场均30.1的得分显然是因为状态十几年如一日的稳定才能缔造的。

这个门槛真是没法跨过去了,因为真的是地球上都找不到第二个。

更可怕的是,在NBA历史命中率的综合统计中(考虑到有些人命中率奇高,但是职业生涯却过短或投篮次数过少,因此此类情况都不不予统计),排在前十位的都是奥尼尔、卡尔马龙、奥拉朱旺这些中锋或大前锋......例如,和帮主并列历史场均得分榜纪录第一名的张伯伦就是,而后卫,则只有帮主一位!!!!!!!!!

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帮主的恐怖.......只有四个字:额滴神啊!

结论,现在可以肯定是:任何人的绝杀能力与效率都不能与帮主相比,要比的结果只能是被全面吊打到体无完肤!

但是,乔丹的季后赛绝杀命中率却不是最高的。排名第一的是来自活塞五虎中的“小王子”普林斯,命中率高达60%——然而,普林斯一共才出手了5次(命中3次)。

与乔丹并排第二位的是雷-阿伦:12投6中,命中率和乔丹相当,但总出手次数比乔丹少了6次。

仅次于雷.阿伦与乔丹的,正是本年度口诛笔伐的詹姆斯:12投5中,命中率41.7%。

第四位是诺维茨基:13投5中,38.5%——步行者的传奇射手雷吉-米勒,和诺维茨基相同。第五位邓肯:13投中4,命中率30.8%。

插句题外话,关于乔丹与科比,还有詹姆斯的比较,真是不吹不黑,每一次我们这些老球迷中的“乔吹”一吹老帮主,就感觉真的“吹”不下去.......因为实太diao了!!!

帮主季后赛绝杀效率之高,命中率之精准,看看其它入围者,真的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好吧,那就不和神比,和”人“比,正像上面数据显示的一样:詹姆斯的关键球命中率与雷阿伦这位神射手几无差别,比司机这位神射手还要准,比“先天把握”大的大前锋邓肯都要准,那么,为何他总是在最重要的绝杀时刻(没那么重要的他倒是还有多次绝杀,不管中不中,反正是投了)选择传球呢???

对于前几天G3的那个传球,如此”神准“的詹姆斯的这套说辞,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不仅因为他面对的是5犯的格林,而且没有人协防~不对,不是没有人协防,而是人家压根就不怎么防他——早在G1结束后,勇士就明确告之天下,为了防止他串联全队,对他个人得分不设防。

虽然,在关键时刻不可能再不防他,但毕竟老詹这边是极具心理优势的,试问一下,被”雪藏“了近半场的格林同志心里会不会想:我TM现在到底是防他突还是防他传好???

而且,以老詹的推土机打法,造犯规也是极具优势的,甚至是2 1的可能性都很大。

可是,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虽然库里没有断下老詹传给科沃尔的球,但毫无疑问,库里完全抓到了他的球路,赛后科尔与库里这对师徒道出了真相:

所以,詹姆斯最后的传球就是100%妥妥滴地掉进了科尔与库里设下的“圈套”里——本来想“坑”别人的,结果因被人提前所洞悉,反过来“坑”了自己: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从录像回放中可以肯定,库里和科尔说的不是假话,绝对是早就猜到了,没得狡辩!

说到这里,有件事不得不顺带提一下,有些詹蜜喜欢拿乔丹1997年最后时刻跳投时,突然传给科尔,并且后者完成了对犹他爵士的三分绝杀例子为反例,意指乔丹也“甩锅”。

事实上是这样的:

一个是早料到了所有人都猜不到他会传球。

而另一个则是所有人都知道你会传球。

请问:能一样吗???

所以说,真不是我们詹黑,而是实在不能接受这个愚蠢的处理,更加不能接受詹姆斯赛后还在故作“有爱”(友爱),还在强调他的所谓“团队精神”,对于自作聪明反误了自己与队友的事,他这摆明就是矢口不认,冠冕堂皇!

好了~不必多说了,总结吧:

老詹职业生涯中,屡屡在最重要的时刻——强调三次:是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时刻 发生掉链子(传球或失误),绝对是因为高度的紧张、矛盾、犹豫所导致的的,这反映的就是他怯懦、软弱的逃避心理!!!

虽然麦迪对此不作认同:

但是讲道理,以詹姆斯这种“攻筐型”选手,在1V1的前提下,甚至比中投还有把握这是事实。况我前面所罗列的数据中,显示他的绝杀命中率并不低,都排到历史第三位了,不是你这个“第三人”上又还能有谁呢?

退一步说,假如你真不想自己投,比如说你体力已经耗尽怕突破后被包夹.......好吧~那你可以让欧文去打,欧文那天状态爆表,在全场中投极度匮乏且三分球一个都没有的情况下,他所得到的38分全部都是用单打得来的,而且几乎全部是超高难度的入球,每一次都面对三四个“大汉”,如上半场最后2.4秒的这个:

他从半场运球突破,一直冲到篮下直到打爆对方4个人!完成了难度极大的压哨球。

所以,他状态那么好,当时还有几十秒,为何不运球到前场后拉开了给欧文单打呢??

让他造个犯规,来个2罚全中后,压力就会回到勇士那边。即使2罚一中,那么也可以用犯规停球,或紧逼防守逼勇士造个抢断和防守反击,这些都是很稳妥的方法。

作为一名征战NBA多年的老手,难道还不知道三分球没有投中的情况下,前场篮板是很难抢到的吗?

何况那一场库里创纪录地获得总决赛史上,已后卫身份成为全场球员中,得到最多篮板的事——骑士的篮板一直都输给勇士,难道老詹也会不知道吗???

当比赛所剩无几的时候,谁的手感好,谁的手感不好,谁的把握大,谁的把握不大,这都是球员与教练用屁股都能想得到的事,也是必须要去作出正确选择的事。

詹皇自己不投,又弃用把握2(欧文),选了个把握N!

难道本场”咸鱼翻生“命中了5个三分球的JR不比科沃尔强?

就是一句话:没有担当!太没有担当了!太TM没有担当了!!!

最后,来看看真正有担当的人,是这样的:

开篇谈到的历史绝杀命中率排行榜,垫底的是谁?

没错,就是被誉为最接近乔丹的人——科比.布莱恩特。

科比不仅是历史打铁王,他还在他的25次季后赛绝杀中,只命中了7次,效率只有28%,仅略高于联盟的平均水准(27.7%)。

而在生涯绝杀次数中(含常规赛),科比对比詹姆斯才挽回了颜面:

科比62投28中,命中率45%;

詹姆斯45投17中,命中率37%

詹姆斯生涯绝杀命中率比科比低8%个点。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科比的手感如此之“臭”,却仍被一众名宿与现役球员一致公认为比詹姆斯更强、更接近乔丹了???


不要说我们总拿詹姆斯和乔丹比,这话可是他自己本人说的:


但是,显然他的雄心壮志没多少人同意,请看看下图:

还有他的好兄弟——那个为他降薪,为他放弃MVP的“大哥”:

所以,关于詹姆斯为何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的答案,其实也不难回答,就是:

正常,因为他不是乔丹。

对了,也不是科比——那个打铁痴汉。

谢谢邀请,回答完毕。


 

谁最早前往台湾?谁是开发台湾的第一人?

$
0
0

据考古发现,台湾很早以前就有人了:

1.旧石器时代:包括长滨文化、网形文化、左镇人。



2.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

3.新石器时代中期:以讯塘埔文化、牛骂头文化、牛稠子文化、“东部绳纹红陶文化”为代表。



4.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丸山文化、营埔文化、大马璘文化、大湖文化、凤鼻头文化、卑南文化、花冈山文化、麒麟文化为代表。



5.金属器与金石并用时代:以十三行文化、二本松文化、番仔园文化、大丘园文化、崁顶(猫儿干)文化、茑松文化、北叶文化、龟山文化、静浦文化、Lobusbussan文化为代表。

大约距今1800年前,台湾才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也就是说,从这一点而言,可以大致肯定在那之前台湾不太可能与大陆会有颇具规模的往来。

因为,大陆早在距今约3600年的殷商就进入了璀璨夺目的青铜时代,因此,如果台湾在那之前就与大陆有联系的话,那么是不可能那么迟才翻过一个纪元的。

因此,在台湾岛内的观点了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的“前史”(即与大陆联系前)是“东、南来说”——意思就是在那时候,台湾主要还是属于“南岛语族”或曰“太平洋文化圈”。

就是可能与今天的琉球群岛(可能也包括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方向的岛国岛屿来往更密切。


也因此,台湾的“前史”就是原住民的历史,也就是今天台湾岛内的少数民族:阿美族、泰雅族、鲁凯族、太鲁阁族、卑南族、排湾族等一共14个。

这些民族在遗传学与基因学上都被证明了他们的确是太平洋人种,而不是大陆的主体民族汉族人,也不是其他大陆系的少数民族(个别可能有些血缘关系)。

比如,直到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时,台湾的中部还有个“大肚王国”,那就是台湾最后的原住民政权。





而大陆正史中,记载与台湾的第一次接触恰恰就是在18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支由一万余名军士、三十多艘船组成的船队到达夷洲(即台湾)。



孙权与他都将领卫温、诸葛直可算是最早前往台湾的,因为,这一次是有代表性的,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




可见,那次孙权确实有开发台湾之意,只不过最后也是因为山海隔绝,而且台湾还太落后故最终放弃。


也因此,即那时候台湾终于正式与大陆建立了联系,但是一直都处于未开荒的状态。后隋、唐、宋、元皆如此,虽然隋时汉人已经开始移民澎湖,但台湾本岛区却始终只是作为海防及中转使用。

到了明代,福建一名传奇海盗的横空出世,才最终拉开了大陆开发台湾的大时代,他的名字叫:

颜!思!齐!



1589年——1625年,字振泉,漳州海澄县人。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并精熟武艺。台湾开发史上,颜思齐最早率众纵横台湾海峡,招徕泉漳移民,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因而被尊为“开台王”、“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台湾通史》为台湾历史人物列传,“以思齐为首”。

这一位“开台王”可是连今台湾的绿营人士也不敢轻易虚无反对的,因为,他实在太有威望了!



位于台湾云林县北港镇北辰路一号由原民国台湾省政府设立的“颜思齐开拓台湾纪念碑”印证着着华夏族大规模移民与开发台湾的历史。

明天启元年(1621年)颜思齐、郑芝龙等人率领众人(闽南人)由笨港(今北港与嘉义县新港)登陆,见岛上地肥水美、大片荒野未辟,决意在此开疆拓土,干一番事业。乃率聚伐木辟土,构筑寮寨。是时,土番以为外敌侵犯,聚族攻击。思齐遗人加以安抚,商定疆界,互不侵扰。在笨港东南岸的平野(今新港),思齐规划建筑了井字型营寨,中间为大高台,使之成为组织指挥垦荒的中枢。与此同时,派杨天生率船队赴漳、泉故里招募移民,前后计三千余众。

颜思齐将垦民分成十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开始了台湾最早的大规模拓垦活动。垦荒需要资金投入,颜思齐挑选了一批有航海经验的漳、泉人士,以原有的十三艘大船,利用海上交通之便,开展和大陆的海上贸易;同时组织海上捕鱼和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以解决移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需要,台湾终于“人丁兴旺”起来了……

因此,郑成功只能算第二个开拓者(或者是继任颜思齐卫“盟主”的郑芝龙算第二个,因为他同样启动了大规模的移民)。

无论如何,不管是颜思齐,还是郑芝龙及其子郑成功,他们开发台湾虽不是代表大陆官方而来,但是他们都同样地捍卫过台湾原住民同胞及大陆移民同胞的安危福祉,抗击过西方的侵略者。

这是祖国大陆对台湾宝岛无可争议的主权之最有力证明!



 

最新史料敲定:楚人确是“黄帝”后裔

$
0
0

#上课#【楚人确是“黄帝”后裔及解开周楚世仇之由来】

以前看史书时,总觉我大汉天子竟然是来自“南蛮”之地的楚国,这让人多难以启齿呀,对不?虽然史书说我汉高祖的祖上乃魏国人,可是如此巧合,让我都不好意思了……

况楚人还有以南蛮而自居的历史记录——“我南蛮也,不受中国之谥号”(楚王熊渠)。而且楚国在西周时很不受周天子欢迎,不仅没有诸侯的侯爵位(只有子爵,见周天子时不准与诸侯同列),还要被四任周天子连番攻打,长期的歧视和欺压打压,逼的楚人最终“脱周”——自立为王,楚是两周中最早“揭竿而起”的一方方国,并从此拉开了周楚的千年世仇,这段心酸史有多少人还记得?

以上种种,都给人一个感觉,即若说楚人不是中原诸国眼中的蛮族,似乎很难以叫人置信……

没想到,今天真的能证明了.......

先来看看笔者的解析。


一、“芈”

这个“芈”,是指羊“miemie”叫的声音的意思,与汉藏族的共同祖先古羌人的“羌”字同指“羊”义,而楚人又有传说自己的远祖之一“陆终”,这位祝融之后“曾娶鬼方女为妻”的记述。

可见,楚人与羌族关系密切,这就说明楚人的祖先很可能来自西方了。

先来简单科普一下,为什么黄帝会来自西边。

《竹书纪年前编》曰:“太昊庖羲氏,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国语·晋语四》注:《世本》原著载“少典娶于有蟜氏的两个女儿,分别生黄帝、炎帝(神农氏),曾祖母华胥氏。”

华胥氏:是目前可查的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的中华“第一母”——第一位母亲。

​骚瑞,因为上古历史记载得太混乱了,所以我只好用这么多个最早形容。

诚然, 华胥氏的故事也是出自神话,最早见于《列子·黄帝》:“黄帝梦游华胥国,华胥之人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好。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所利害……”。

在列子的笔下, 华胥氏所在的国“华胥国”,是黄帝心中的理想国,这里面当然是列子自己编撰的、或不知道他在哪里听回来的,不过由于人类的起源已经被证明确实是“夏娃说”(即7万年前那个东非妈妈)。那么,中华民族,即古华夏族当然也应该会有一个共同的母亲。

所以,中华民族真正的起源不是黄帝,而是就是这位“生下了”所有中国人的华胥氏(它也可能是一个部落,但不管如何,部落的创始人或领袖肯定是我们最早的“中华妈妈”)。

她,姓风——所以,可以说华夏族的姓就是风姓。

华胥氏的故事就介绍到这里,之所以要讲到她,就是因为要解释楚人与黄帝的关系 ,所以不得不提到华胥氏。上面已经说了,国内外的分子人类学专家已经证实了华夏族起源于我国西北(甘肃渭水),那么,史学界与考古学界一般公认的华胥古国位于陕西蓝田县的结论,无疑更具说服力了。

​总而言之,不管是“ 华胥氏”还是“黄帝”,肯定是来自西北:楚人的“芈”姓及与羌人的姻亲关系,与黄帝来自西边,且其部族曾与羌人通婚的历史拥有同样的脉络纹路。


二、楚人来自西边吗?

让楚人自己来说吧~

“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迁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甹,从及之盘。爰生[纟呈]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并戈]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

上面这段字历史咯~出自这个“宝贝”,如下图:

​《楚居》,楚国自己修的官方史料,这个地球上没有人比它更权威了。

这段文字是讲楚国的先祖“季连”的事迹的,关于这一段文字,因为信息量太大,笔者就不展开分析了,而且恐怕也不够水平,请大家看下面这个链接里,一篇极期强大的释读:

清华简《楚居》楚之族源解读

看完这篇雄文后的朋友估计会和我一样感到震撼,它所释读出发的几点,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

1、黄帝的具体事迹(非神话也非传说)首次得到官方(楚国官史)确认,证实了黄帝确有其人,但它首先是一个部落,其次是这个部落的N世继承者里有一位“轩辕氏”,约生活在公元3500年前的陕北,而这位“黄帝”才是我们口口相传中那位“战蚩尤”、“并炎帝”的中华“人文始祖”的黄帝。

这一点完成“毁”了我们几千年以来的“三观”,不过虽然这位作者用了很多来自《山海经》的引证,然而毕竟《楚居》是官方所修史书,既然都对得上,则可信度无疑是很高的。因为,《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我是指这些故事的流传)与《楚居》的成书年代恐怕不比我们离唐宋要近多少。

更重要的是,他的结论还是植根在国内的那些专家的研究里。


2、楚人先祖,即出自“黄帝”(原始部族)的颛顼的高阳氏,最早确实是和黄帝部落住得很近,大体在今天的西安临潼与蓝田县一带。

3、后楚人先祖自陕西“桥山”迁出并被尧大帝征调去疏通汾水,期间分出了三支,一支去了太行山南侧,一支去了进入黄河南建立“郐国”,最后一支继续东进来到山东建立了“微国”,这就是楚国人所尊的第一个先祖“季连”所到的落脚点。

4、季连登场:又“毁三观”——他居然参与了殷商武丁的“夺权”行动,这侧面解释了为何武丁作为“王子”却曾经被流放民间以及在《史记》中那位神秘的武丁的“谋士”——一名奴隶,叫“说”,有传他叫傅说,即商武王丁后来的宰相。

我以前一直就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十分可疑,话说他的故事和姜子牙的故事真像,同为奴隶,巧得是所辅佐之王皆是“武”王。

5、正是因为楚人先祖曾助殷武丁夺得王位,所以,楚人才终于出人头地,而且楚人先祖季连还迎娶了商武王赐予的女子——“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

楚人的先祖原来就是传说中的“当上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励志典型!

好吧,殷商甲骨文里的那个“妇楚”之谜终于解开了,原来是指“嫁女予楚人”的意思。

 而《甲骨文合集》(34220)里那句"岳于南单,岳于三门,岳于楚”也解开——和皇帝做邻居去了。

还有《诗经•商颂•殷武》篇:“维女荆楚,居国南乡”也解开了——此处的“国”不可能指秦汉大一统以后的“中国”之范围,因此此处的“南”也当不可能指我们今天说的“南中国”,因为殷商最强大的时候也没有能越过楚地,所以此处的“南乡”就不可能指后来的楚国。

​故,此时的楚人还未南下。


6、但是正如”好花不常开“一样,”好运不在来“,随着殷商的没落,统治的动荡,季连所建立的微国被商朝第29任君主文丁所灭,夺其国赐予了自己人:微子启,即被今天某些“殷粉 ”视为万古第一冤,千古第一圣帝的商纣王的庶兄——此公命好,周代商后又给他封了宋国。

至此,黄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楚人的第一代创业故事即宣告结束。

殷人的这种行为在当时再合理不过了,甲骨文里商王朝对外发动的战争几乎都是为了抢夺奴隶的,因为奴隶就是那个时候最大的财富——奴隶主自己不干活,没有奴隶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微国有功而无过)再正常不过了。

总而言之,《楚居》既然是楚人自己修的官方史料,那么可信度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故事剧情。至于地名与我们今天的地名是否是一回事,则另当别论,但由于推测大概合理,暂可信之。

关于楚人迁徙的路程有人做了一张图:

​楚人——这个将来要取得中华大地的族群,又开始流浪了,如《楚居》所言,他们的下一站是”荆宗“,《清华简《楚居》楚之族源解读》一文作者指出, ”荆宗“应是河南辉县,也有如上图那样指陕西商州的,总之,那时候楚人应该还没有南下。

而楚人之名得来,如文中所述,是因为楚人的一位先祖母难产,剖腹产后巫师用荆条绑其肚腹(可能是想抢救)而得名,为怀念这位受苦难折磨而死的母亲的同时,楚人开始称自己的族名为“楚”,故史书中,楚人自称自己是“楚”也是“荆”。

同时,心怀壮志,正式给自己取熊氏,以继承微国末代君主穴熊。


三、楚国的正式诞生

上天对楚人不错,楚人也确实够聪明,在以季连首的第一代创业故事以惨败告终以后,他的后人很快便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巅峰。

“楚子来告”——这也是一条甲骨文,不过就不是来自殷商的了,而是即将取商而代之的大周。

【周原甲骨】1977年陕西周原考古队从岐山凤雏村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窖穴中得到的大量卜甲、卜骨,在周人甲骨中是迄今以来空前规模的发现,对于商周历史以及周代初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资料。关于这批甲骨的时代背景、作者、特色、分期以及所反映的殷周历史关系等问题,徐中舒教授的《周原甲骨初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和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已经作了论述。当然,研究工作还是在开始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历史学、考古学工作者去探索。 

《周原甲骨H:,83片》卜辞有三行十字曰:“ 今秋 楚子来告 父后哉”

​据甲骨文文专家考证,这条卜辞的主使者是周武王的父亲文王,对上了太史公的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鬻熊子事文王”,意思为“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这位东进楚人末代微国开始正确把“熊”作为楚人的氏。他后来做了周文王的“火师”(祭祀时手举火把的人,可见德高望重),并辅佐了三代帝王。

他的曾孙熊绎,就是楚国的开国君主,所受封之地正是后来的“楚蛮”之地,即丹阳:

​在这里,楚人将开始他们的800年创业事迹,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央视的纪录片《楚国八百年》。


四、两个“楚国”与周楚世仇之谜底

下回分解,睡觉。

总之,终于搞清楚了,楚人不是南蛮。



 
Viewing all 106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